在大都市和经济发达地区，难以统计的外来打工妹挥洒着青春的汗水。她们正处在如花似玉的年龄，不能不面对爱情与婚姻，而这又是她们难以选择和把握的。她们是城市的边缘群体，因种种条件的制约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为了生存和情感的归宿，她们中的一些人便有可能与庄严的法律发生冲突。堕落与犯罪固然有自身的缘由，但不容回避的是，城市的世俗生活、不良的外界诱惑、情感的欺诈……都无时无刻、无孔不入地折磨着她们并不坚强的神经。

　　对北京城乡结合部三个区看守所的在押女犯情况，我们进行了重点调查。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６６％的女性在押人员是外来人口，其中５７％来自贫困地区；二是这些罪案中４３％与感情问题有关。
　　冷冰冰的数字刺痛了我们的心。
　　在大都市和经济发达地区，难以统计的外来打工妹挥洒着青春的汗水。她们正处在如花似玉的年龄，不能不面对爱情与婚姻，而这又是她们难以选择和把握的。她们是城市的边缘群体，因种种条件的制约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为了生存和情感的归宿，她们中的一些人便有可能与庄严法律发生冲突。堕落与犯罪固然有自身的缘由，但不容回避的是，城市的世俗生活、不良的外界诱惑、情感的欺诈……都无时无刻、无孔不入地折磨着她们并不坚强的神经。
　　所有外来女性涉情犯罪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

　　甜言蜜语下的重婚
　　一个叫蕙的打工妹主动到法院投案自首，说她已涉嫌重婚，触犯了法律，愿意承担罪责。“但是我那５岁的孩子该怎么办呢？”她迷茫地问法官。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１９９５年８月，蕙从老家浙江来到北京打工，在某公司做清洁工。她面容姣好，文文静静，对工作尽职尽责，得到了大家的好评。１９９６年底，她与在那里临时工作的该公司总院某所一高级工程师相识。高工多次表示喜欢她，不断地诉说自己的妻子虽是大学生，但他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现在他已分居单过，早晚是要离婚的，并发誓要娶蕙为妻。蕙想高工大自己２９岁，又没离婚，就没同意。但高工死死纠缠，发誓即使现在离不了，将来退休也一定离婚后娶她。他信誓旦旦：“我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如果你能给我生个儿子，我一切都听你的，我的一切财产也都是你的。”面对高工“火一样的热情”，蕙终于动心了，以身相许。
　　她做起了老夫少“妻”的美梦。高工还算对得起她，１９９７年４月，高工凭着老关系，将她的户口从浙江省农村迁往北京某区，转成了城市户口。他们以夫妻的名义同居了，“夫”唱“妇”随，小日子过得很美满。不久蕙怀孕了，这下可把高工乐坏了，可能有儿子了。但他说自己暂时还离不了婚，因为二女儿正在考大学，怕影响她的学习。
　　１９９８年７月，在高工的老家广东乡下，蕙生下了一个女孩。高工也还是非常喜欢。孩子一岁多时，蕙带着女儿回到北京“老公”身边居住，高工总是隔三差五地前来看望她们母女。小女儿聪明伶俐、乖巧漂亮，不管在什么场合都亲热地叫他“爸爸”，高工则按时为她们付房租和生活费，“一家人”在北京过得其乐融融。
　　一转眼小女儿快５岁了。因是非婚生子女，未取得户口，马上该到上学的年龄了，孩子的教育怎么办？蕙焦急万分，不停地告诫高工不要忘记当初对她的承诺。
　　２００２年８月，高工年满６０岁，正式退休。蕙盼望高工赶快实现诺言。可是高工不但不提离婚的事，而且从原来的三五天来一次，变成两三个月才来一趟，生活费也一拖再拖，不主动给付了。为了生活和孩子的抚养教育，她开始和高工争吵。几次争吵之后，高工终于道出了实情：“妻子不同意离婚，我没有办法，你再等一等吧。”她一听就蒙了，苦苦等了６年，竟等来这么个结果！后来她多次找高工，高工甩出了一句：“你爱上哪儿告就上哪儿告吧！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最后干脆避而不见了。
　　面对如此绝情的“老公”，她愤怒了。为了至今还没有户口的可怜的女儿，她走向了法院，向法院诉说了她和高工的重婚事实，请求法院依法处理。面对法官，她泪流满面：“我一时头脑发昏，弄成今天这个样子。现在我明白我的行为已伤害了他的家庭，我甘愿受罚。但我没想到他这么无情无义，他欺骗了我。目前我没有生活来源，又带着一个可怜的孩子，我该怎么办呢？她长大之后我该怎么向她交待呢？我又怎么对我的父母交待呢？”
　　法律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她与高工虽没有结婚，但是按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夫妻名义对外同居的，也视为重婚。
　　法官告诉她，如果坚持起诉昔日的情夫，双方会因涉嫌重婚罪而被审查，如果被确认，将会被判刑。她痛苦而又无奈，但她说她主意已定，不管受到什么处罚，一定要告，为了无辜的小女儿，否则，她也没有活着的勇气了。
　　打工妹和高工的行为是否构成重婚罪，要等司法部门审查之后才能定案。但不管结果如何，她目前带着一个５岁的女孩在北京漂泊，没有生活来源，被人抛弃，所遭受的感情上、精神上的伤害是惨痛的。

　　为爱而自毁的女孩
　　２２岁的汪玉花，来自湘西常德市黄土店镇农村。乍看上去，她蓬乱的头发、苍白的脸颊、呆滞的眼神，怎么也不像是花季女孩。
　　１９９９年初，汪玉花父亲的病故，打乱了家里的生活秩序，身为长女的她毫不犹豫地用稚嫩的双肩帮助母亲担起了生活的重担。为了还清父亲患病时欠下的债务，为了弟妹们能够继续升学，刚满１７岁的她决定外出打工挣钱。
　　汪玉花跟着村里那帮姐妹们来到北京西郊一家名叫“迷你屋”的美容美发厅安下身来，老板聘她为顾客按摩面部。与汪玉花住在一起的几个小姐妹，平时行踪诡秘，晚上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去朋友、同乡那里，甚至通宵不归，发廊仅剩下她和魏老板。魏老板时不时来到她身边闲聊，当问到她的家庭情况时，她便止不住泪流满面。每到这时，魏老板总是关切地掏出手帕帮她擦眼泪，还两三百地给钱，要她寄回家里。她在内心很感激魏老板。
　　魏老板何许人也？他是四川人，三十多岁年纪，好多年以前就到了这里，开过川菜馆，办过服装厂，近年才开了家发廊，挣了不少钱。他是一位惯于追蜂逐蝶的情场老手，对汪玉花早就垂涎三尺。但他知道对付汪玉花这样的纯情女孩儿急不得，只有博得姑娘的好感后，才能达到目的。
　　在一个凉风习习的夏夜，魏老板又与往常一样，和她一起拉家常，她听着魏老板关怀、体贴、温柔的话语，再想起早逝的父亲、孤苦的母亲、可怜的弟妹和自己的身世，便哭个不停。她所有的委屈和忧伤如决堤之水，不可遏制地冲垮了她一直坚强的外表。当汪玉花收住泪，恢复平静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躺在了魏老板的怀抱里，一双粗壮的手正抚摸着她……她感觉到一阵阵兴奋，慢慢地闭上双眼，像一只温驯的小绵羊，迷失了自己。
　　从此，汪玉花成了魏老板的情人。她每月的工资不断上涨，几百几千地往家里寄钱。她感到很幸福。
　　第二年初夏，新的生命在她的腹中萌动。她把喜讯告诉魏老板时，魏老板却显得惶恐不安。他在四川老家早已娶妻，生有一双儿女，与汪玉花不过是玩一场爱情游戏罢了。他不露声色地安慰她，劝导她，说她的年纪还小，根本领不到结婚证，非婚生小孩是要挨罚的，挨了罚，在这里还能呆下去吗？他说得言辞恳切，她含泪点头，去做了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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