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４，一位政法记者的年终笔记　[www.dffy.com]

　　那一天，天空晴朗，山西省儿童医院的门前人流攒动。在骗过了两道保安之后，我们直接闯到了儿童医院办公室。手忙脚乱的院长赶快拉来了替罪羊——医务处主任。在摄像机面前经过了１个小时张口结舌的回答之后，医院方面终于清醒了过来。保安处处长带着几名彪形大汉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你们把带子留下，人可以走。”这是他们当时的态度，并且曾经有过要动手抢夺摄像机的趋势。可能是我和摄像誓死要保护器材的姿态震住了他们，他们改变了策略，不再动粗，但就是不让我们走，开始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我一直在考虑是否报警。如果不，我们的人身安全不知如何保证，而对方的人越来越多了……这时我接到了栏目组领导大胖老师（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他）的电话。
　　“你们告诉他们，如果限制你们人身自由就告他们，不要采取过激行为，注意你们的人身安全，我已经让我在山西省政法委的朋友报警了。”
　　我永远会记住这个电话。这个不到３０秒钟的电话。它让我感觉到一种温暖和一种力量，我们并不孤独。
　　事后，山西省儿童医院方面进行了强烈的反击，还状告到有关部门，尽最大努力阻止片子播出。大胖老师奉命和我谈话，让我说明情况。我想我的成片可以说明一切。在成片后，节目组几位领导也顶住了极大的压力保证片子顺利播了出来。
　　后来，有好几次喝酒我都和大胖老师提起这件事，他都一笑而过。或许，在他看来不过是一桩小事。但是，在我却是一个值得珍藏的故事。每当阳光晴好的时候都拿出来晾晒一下。

　　（四）
　　[事件] 广州市一个服装批发市场内出现了一个非法团伙，以收保护费等方式敲诈市场内商户钱财。
　　[采访时间]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该片经由栏目组直接交付广州市公安机关，目前该团伙已被端掉，该案正在审理中。

　　１０月的广州还那么热是我没有想到的，就像我没有想到手头的事情是那样的棘手一样。以前采访黑社会都是隔着铁栏杆，这次要进

行面对面的暗访。
　　具体的细节我就不说了，单说危险猝不及防地找上门来的时候。
　　到广州的第４天，我们找好了线人，装扮成市场的摊主到盘踞在那个服装市场的团伙的窝点去套取他们收保护费的证据。屋子里有十几个眼神凶悍的年轻人，线人可能是害怕了，中途莫名其妙地就离开了，把不知所措、抱着暗访机的摄像记者杨刚一个人扔在了屋子里。而我直到在外面和线人会合了，才知道大事不好。
　　说来好笑，当时我几乎想冲进去把杨刚救出来，因为他一口的北方方言，在这个南方市场里格外引人怀疑，而且，我们前天还开玩笑说，栏目组的暗访机简直就像个明访机。但是冷静了一下之后，我没有那么冒失地冲进去，而是马上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告诉他当前的处境，让他不露声色地退出来。
　　说害怕都是后来的事情了。几个摊主后来和我们描述起那个窝点里有多少打人的凶器，有几个命案在身的凶徒。这些，都成了我们后来的笑谈。
　　但是当杨刚和我会合的那一刻，一种生死与共的兄弟情谊骤然击中了我，从前我也出过车祸，和几个兄弟一起从鬼门关里爬出来，但是这次的感觉不一样，因为前一天晚上我们还对这个冒险的行动反复地思量。最后考虑到我对暗访机不太熟悉，杨刚冒险前往了。如果中间出了事情，我将抱悔终生。
　　之后，我向他学习了大概的拍摄方法，由我抱着机器在他们的窝点附近蹲了半天。没有别的，我只想在以后回忆杨刚遇险的故事时自己好过一些。回来制作成片播出之后，２００４年底，那个被我们暗访过的团伙被端掉了。
　　我一直认为，自从大学毕业之后，那种“与子同袍”的兄弟情谊不会打动我，２００４年的这个故事，改变了我的看法。

　　最后触摸一下２００４年我的关键词吧：同情，信念，支持，友情。
　　这些词汇背后的点点滴滴，伴我度过那些手拿话筒在大地上奔波的日夜，伴我度过操作键盘在机房里昼夜编辑的晨昏，伴我度过那些手不释卷昼读夜思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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