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４，一位政法记者的年终笔记　[www.dffy.com]

　　王亮，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制电视栏目《法治中国》记者，以一位政法记者的角度记录了２００４年他采访一些重要法治事件的切身感受。

　　（一）
　　[事件] 河南省平舆县大黄庄人黄勇，２９岁，在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３年两年多的时间里，将平舆县内与其没有任何关系的１７名少年骗至家中杀害，尸体埋藏于黄勇的住所及院子里。
　　[采访时间]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播出时间为２００４年１月。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４日的一个电话让我记起，我的２００４年有一个灰暗的开始。电话是从北京打来的，可是打电话的人却来自河南平舆，我叫他老陆。他的孩子陆宗于是第一个死在黄勇自制的杀人工具——智能木马上的被害者。时隔两年，失去孩子的过程和痛苦让他对当地政府彻底失去了信心。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连他也数不清这是第几次到北京上访，上访的理由是对当地政府的解释不满意。可是这次他连国家信访局的门都进不去了。他让我拿着摄像器材去给国家信访局的保安人员曝光。我无法满足他的这个要求，只能尽我所能试图关心一下他在北京的吃住情况。然而这并不是他所需要的。
　　我想起２００４年６月发生的一件事，由于受不了北京的酷热，母亲回葫芦岛避暑，我在通县为她贷款买的房子空了下来，走的时候冰箱没有清空。一段时间之后，冰箱坏了。我和一个朋友偶然去照看房子的时候发现屋里有股怪味。一打开冰箱，腐败的气息顿时蔓延到了整个房间，平时冷静克制的我突然爆发出了一股不可理喻的冲动。
　　事后我向我的朋友解释了自己的冲动——这股气味让我想起了在河南平舆的采访。当我在黄勇家的两间平房里走动的时候，那些被挖走的尸体的气味还没有散去，那种令人窒息的味道当时浸透了我的骨髓。１７个生命被侮辱和践踏的味道，让我无法克制自己内心深处迸发出的狂怒。
　　对我，２００４年的开始是紧跟着２００３年尾的那些惊险的：我按住狂跳到嗓子眼儿的心脏，在茫茫的雾夜里坐在时速８０公里的汽车上，行进在两旁没有护栏的乡间公路上，前往河南平舆大黄庄杀人凶手黄勇的住所。当时由于下雨路滑，我们乘坐的车一头栽到了路边２米深的水沟里。
　　这是一个惊险的开始，随后记者在平舆县城里的采访被不明身份的人跟踪。整个事件的采访过程给我的感觉都是灰暗的，即使是黄勇伏法的枪声响彻了中原大地，即使是一些相关的责任人得到了处理，心中的这种灰暗依然挥之不去，它严重地打击了我对人性的信心和希望。也是从那时起，老陆他们就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上访，他们要求当地政府给出一个可以让他们接受的解释。我也无数次地接到他们打来的求援电话，而我所能给的只是爱莫能助的同情。

　　（二）
　　[事件] ２０００年４月，沈阳和抚顺交界地带的一条二级公路上，一辆韩国启亚汽车在行驶的过程中撞在路边的树上。车上有两名足球运动员，坐在驾驶位置上的张玉宁受轻伤，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曲乐恒由于巨大的冲力导致胸前脱位，第一腰椎压缩性骨折。２００１年１月，得知曲乐恒已无治愈希望的辽宁足球俱乐部正式以非工伤为理由，拒绝了继续承担曲乐恒的康复费用和曲乐恒继续以主力运动员身份签约的要求。

　　在历经３年理不清的纠葛之后，曲家和张家最终对簿公堂，曲乐恒要求张玉宁赔偿５００多万元。２００４年３月，沈阳市东陵区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一审判决，判决张玉宁向曲乐恒赔偿总额人民币２６３５５６６．６４元，精神抚慰金一项人民币７０００００元。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０日二审判决，曲乐恒获赔２３４．２３５万元。
　　[采访时间] ２００４年３月，播出时间为２００４年４月。

　　“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有多强大，但是你不能欺负人。”这句话被曲乐恒的委托代理律师胡安潮说来语气带有浙江的方言味儿，有点哏。但是却成为这一年以来回响在我耳边最响亮的一句话。
　　就像我第一次看见曲乐恒的时候，１米８８的个头却萎缩在一个轮椅里，但是他脸上泰然自若的表情却令人动容。这瞬间的表情消融了我由于对足球运动员素质的普遍怀疑而引发的对他的不佳印象。
　　有些事实是永远无法被还原的，也许只有当事人双方自我理解的真相。就像曲乐恒和张玉宁之间的故事，缠缠绕绕，传说与谣言，愤怒与泪水，我们只能看见他们迷雾中的身影。义务为曲乐恒辩护的法学教授胡安潮，这样给我解释了一审判决赔偿２００多万元的合理性：
　　“法律上分为三种责任关系：一是刑事责任关系，二是行政责任关系，三是民事责任关系。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民事关系上指的是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平等。”
　　毕竟当时的被告张玉宁处在足球界的鲜花与掌声的中心，而原告曲乐恒则蜷曲在轮椅上，这也是胡安潮一再强调“平等”的原因。虽然我一直觉得这句话用在这个案子上或许不太贴切，但是我还是固执地喜欢它。这个法学教授的这句话，有一种朴素的正义感。
　　２００４年的岁尾，曲乐恒诉张玉宁案二审审结。当时，我又拨通了曲乐恒的电话。我很想跟他聊聊，有身体上的弱者，但是不应该有精神上的弱者。

　　（三）
　　[事件] １９９２年到１９９５年期间，山西省儿童医院因在医院内采供血出现问题，导致部分曾在儿童医院就诊的孩子感染丙型肝炎。１０年以后，这些患病孩子的症状开始显现，部分家长才知道当时的真相，而院方则采取回避的态度。
　　[采访时间] ２００４年５月，播出时间为２００４年６月。

　　关于“山西儿童医院血变”的采访，我可以说的很多，这是我２００４年最艰难也最痛苦的一次采访。我采访患儿家长的时候听到过这

样一件事，据说曾经有北京一个报社的记者在山西采访过这起事件，在采访的最后被有关部门得知，这些部门甚至最后调动了山西省公安部门的力量在向北京行进的火车上把记者截了回去。
　　这股巨大的阻力在后来的采访中我也感觉到了。
　　我尽力了，没有别的意思。作为一个记者，神经需要比常人更加坚强，那些泪水仿佛会将你的心浸透。那些受害孩子的父母不知道怎么对待这样一句话：“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然而，我所想的还有更多——如果这些孩子家长的推测应验的话，究竟还有多少受害的孩子被蒙在鼓里？我尽力了，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去揭示那些连我自己都不愿意相信的事实。
　　请允许我自私地讲一件与我有关的事。这件事温暖了我的２００４年。
　　在采访前的素材准备阶段，我在对医院所有可能的推脱和辩解进行了猜测之后，恶补了血液方面的相关知识，准备正面接触山西省儿童医院的相关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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