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玉玺案大揭底　[www.dffy.com]

　　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０日，北京市第二看守所重犯监室又进来了一名“重量级”人物——毕玉玺。
　　这位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历经６位市长变动，位居交通系统要职十数年之久的“不倒翁”，一出事就吸引了全国各大媒体的眼球。
　　随着毕案侦查审讯工作的终结，让我们再次走进案件真相，揭开事件谜底，探寻这位正厅级高官成长、发迹以及堕落的历史，剖析他从一名“修路功臣”沦落成为“硕鼠巨贪”的轨迹。

　　千万巨款只是“喝茶钱”

　　毕玉玺曾拥有的头衔除了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之外，还有北京市首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京市首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日，北京五环路举行盛大通车仪式，此前身为公司“一把手”的毕玉玺却早已黯然身退——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２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８次常务会议决定：免去毕玉玺的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职务。２００４年４月，毕玉玺被正式“双规”。
　　后经检察机关查实，毕玉玺不仅在生活作风上腐化堕落，而且涉嫌在１９９３年至２００３年５月间，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为此，毕玉玺先后在１９９９年春节至２００４年２月期间，主动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贿赂２５人７７次，所收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１００４万余元。
　　在审讯阶段，毕玉玺却轻描淡写地一口咬定自己只是收了些“喝茶钱”。“喝茶”本是中国人的传统，是一种礼节，也是一种生活习惯。古往今来，达官贵人喝茶，贫民百姓也喝茶，喝茶不分职位高低，不分贫贱与富贵，所以“喝茶”是最为常见、最为普通的事了——老百姓“喝茶”应该用不了多少钱。但毕玉玺竟把贪污的千万元巨款说成是“喝茶钱”，除了他想减轻惩罚、逃避责任外，从另一方面也说明，毕玉玺的心里还真的没把这几千万元当回事！
　　毕玉玺所在的首发公司员工将近７３００人，机关设立职能部门１３个，下属单位１９个，截至２００３年底，公司资产总额达到３０６亿元。为了在北京建设五环路，项目概算投资为１３６．４亿元，为此首发公司向银行贷款１１６．３亿元。相对于上百亿的国有资产来说，相对于动辄几十亿上百亿元的高速公路投资而言，从中捞上几千万元，在毕玉玺看来也就是个“喝茶钱”。如果有人想打公路的主意，为了打通关节送上几十万、几百万现金，那可能就只能算作是“白开水”了！经营上百亿元资金的毕玉玺，在缺乏严格监督的情况下，从中弄点“喝茶钱”就成了可能。
　　但是，身为“人民公仆”的毕玉玺轻飘飘地把说不清道不明的巨款说成是“喝茶钱”，老百姓听了会作何感想？碰到这样贵的茶，恐怕老百姓这辈子都不敢喝——这样的“茶”不仅贵，而且有“毒”。毕玉玺究竟是怎样一口一口喝下自己酿的这杯“毒茶”的？

　　做到交通局副局长仍不满意
　　问题当然没有毕玉玺解释的“喝茶钱”那么简单轻松，“喝茶钱”的背后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
　　与许多贪官腐败的“历程”相似，毕玉玺的堕落也是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毕玉玺没有什么深厚的家庭背景。１９４２年，毕玉玺出生在北京市通县马桥镇西田阳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据他的亲戚回忆，毕玉玺小时候很聪明，学习很好。小学毕业后他还干过几年农活，中学毕业后毕玉玺在当地教了两年中学。“文革”之初，当时的北京市劳动大学（后更名北京农学院）招工农兵大学生，毕玉玺就去上了大学，一个农家子弟赶上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宝贵机遇。
　　大学毕业的毕玉玺被分配到北京市通县城关镇农技站。１９７２年城关镇和梨园公社分家，而立之年的毕玉玺又成为梨园的一名农业技术员。毕玉玺当时干得不错，很有实干精神，人也比较正直。
　　“文革”之后几年，毕玉玺就当上了公社管委会副主任，仍管农业技术，后来又当上了主任、书记。应该讲，毕玉玺算是升得比较快的。除了他工作有实绩，还因为国家在“文革”之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比较注重文凭。
　　１９８４年后，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毕玉玺开始官运亨通，升任北京市通县县委组织部长，后又历任县长助理、常务副县长。但自毕玉玺当上常务副县长之后，毕玉玺和市里领导班子之间的关系就一直不太协调。毕玉玺认为副县长没有什么实权，他不满足。但他很会钻营，他经常到北京跑资金，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毕玉玺在处理和上面的关系时下了不少功夫。
　　在进一步的工作调动中，本来毕玉玺是被组织安排调往北京市农业口，但毕玉玺觉得农业口是个清水衙门，不愿意去。在一次为修建高速公路举行的会议上，时任通县副县长的他就在主席台上对北京市交通局一位老领导“咬耳朵”，说自己以前对修公路很熟悉，想到交通局来干。上世纪８０年代末期，这位老领导在修建京津塘高速公路时与毕玉玺相识，高速路经过通县，须和县里协商征地拆迁等事宜，很会办事的毕玉玺很配合他的工作。毕玉玺主动要求来交通局，这位老领导没有反对。就这样，毕玉玺如愿没去农业口，而是来到了北京市交通局，分管基建、后勤、行政。
　　工作了一年多时间，毕玉玺留给这位老领导的最深印象是：有想法，有点子，思想解放，敢说敢做。所以，１９９２年这位老领导退休时，曾有意让５０来岁的毕玉玺来接班。毕玉玺时任常务副局长，分管公路，在当时交通局的领导班子里属于年轻的。
　　从一个人平时的表现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脾性特点，与有的贪官善于伪装自己不同，毕玉玺平时在工作时显得很有“性格”。毕玉玺开会时姿势很特别，大家都在正襟危坐，他的身体却向后倒在沙发里，显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毕玉玺教训起人来很厉害，很有几分官架子。别人发言时他喜欢插话，甚至喜欢插上级领导的话。因为毕玉玺的“个性”和关于他的一些传闻，领导班子里面对让他接班意见并不一致，毕玉玺最终没有当上交通局局长，这让毕玉玺非常窝火。他在交通局管公路并不是专业出身，却自视甚高，到交通局后的升迁速度明显放缓。为此，毕玉玺没少向上级抱怨过，他也在多方活动，等待机会。
　　既然升迁无望，毕玉玺就想到了要从其他方面找补偿，他的心理开始失衡了。贪欲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像是一副促使毕玉玺走向质变的催化剂。随着毕玉玺权力越来越大，捞取钱财的机会也越来越多，金钱的欲望与心理上的不平衡互相交织，他见钱眼开了。
　　１９９３年间，香港东科发展有限公司向原北京市交通局下属的京津塘高速公路北京市公司、首都机场高速公路培训中心和北京市公路局老干部局活动站出售洗车机、加油机、保龄球道等设备。毕玉玺对找上门来的“肥肉”当然不能放过，他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和关系网帮了忙。２００２年５月，香港东科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苏某深谙投桃报李之道，直接送给毕玉玺３．２万美元。轻轻松松地拿到这么多钱，毕玉玺觉得这种事情太容易了，比费尽心机琢磨官场上的事情简单多了。从这件事中，毕玉玺尝到了“帮忙”的乐趣。
　　面对“肥肉”，毕玉玺是大的要拿，小的同样也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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