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让坐在椅子上，一脸愁容。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１日，一场名为“司法公正与司法独立”的研讨会在北京三味书屋召开，会议的主题围绕陕北民营石油企业主的权利保护展开。
　　王振让原是陕北靖边县的一个“油老板”，不过现在他一个油井也没有了。和王振让一样，靖边县民营油井投资人的油井都已被政府收回。２００３年３月，延安市安塞县政府开始利用行政权力接管、收回当地民营油井资产，随后，隶属于榆林市的靖边县政府也开始接管民营油井行动。据靖边“油老板”聘请的律师团团长朱久虎介绍，此次陕北被回收的民营油井总资产达７０亿元之巨。
　　在经历了多种形式的抗争之后，靖边数百名“油老板”决定通过司法程序解决问题，他们状告的对象是陕西省政府。这一被称为“全国最大民告官案”的结局将如何，现在仍扑朔迷离。
　　朱久虎等律师是２００４年７月介入陕北民营油井收回案的。据他介绍，在办案过程中，律师权利受到严重干扰，地方政府干预司法独立。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以行政命令不许法院受理与油井收回有关的案件；地方政府指挥法院协助收回民营油井；抽调检察、法院人员包抓投资人诉讼代表，以使投资人息诉罢访等。“程序上的权利都不能行使，实体上的诸如人身权、财产权怎么才能得到保障？……”朱久虎对此感到困惑。
　　参加此次会议的专家学者有最高法院法官曹守晔、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兴良、国家发改委体改所国资室主任高粱、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寇志新以及民营经济研究机构的学者等。

　　民营投资者介入石油开采
　　地处陕北黄土高坡的延安和榆林具有非常丰富的石油资源。目前在我国仅有４家具有油田勘探开采权的石油公司，其中只有陕西延长石油工业集团隶属于地方政府。
　　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延安地区就开始对一些边远地区的旧井和部分低产井，采取县区承包经营的办法，并在有关县相继成立了石油钻采公司。１９９０年６月７日，国务委员康世恩在听取延安地区石油生产情况汇报后说：“你们依靠群众，用最低的成本拿出那么多油，这就把老百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实践证明，这个政策是正确的，不是一般的正确，而是绝对的正确。”康世恩最后还提了三条建议，第一条是“扩大油钻采公司。各县发给一台钻机，叫老百姓打井采油，１０至２０年打算一步步来，一个县千百口井，这个政策谁也不能变……到２０５０年打１０万口井，一天８万吨，一年３２０万吨油。”
　　进入上世纪９０年代之后，榆林地区也开始效仿延安模式，介入油井开发。
　　１９９４年４月１３日，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批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与陕西省政府签订了《关于开发陕北地区石油资源的协议》，该协议申明，“石油、天然气资源属国家所有，资源分配权在国家。凡从事勘探开发的单位，必须依法在国家油气资源主管部门登记，并在统一规划和统一管理下，科学开发，合理利用，有效保护，接受国家主管部门和省人民政府的监督管理，不允许乱开滥采，不允许私人和私有企业从事石油勘探开发活动。”但另一方面，该协议又称：“鉴于陕北石油已经形成多层次开发的实际情况，为加快陕北石油工业发展和老区人民脱贫，省政府和总公司商定，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合作开发陕北石油资源，以油养油，滚动发展。”
　　在“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合作开发陕北石油资源”这一政策的指引下，陕北各市县政府纷纷出台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给民营投资者颁发了石油开发营业执照，并签订了石油开采协议。陕西地区逐渐形成三类不同的石油开采主体：一是具有油气开采资质条件的长庆石油勘探局和延长油矿管理局；二是地方各县成立的钻采公司；三是通过招商引资进入陕北地区从事石油开采活动的联营单位。
　　地方石油产业的发展使陕北各县的财政收入有了很大增长，到１９９８年，延安与榆林两个地区的财政收入中，石油业上缴财政的比例分别占到６５％和２５％，石油开采业已经成为陕北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

　　油井国有化
　　转折出现在１９９９年。这一年的１０月１１日，国家经贸委、公安部、国土资源部、国家环保局、国家工商局会同陕西省政府联合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陕北地区石油开采秩序情况调查的报告》，该报告认为，按照我国《矿产资源法》及其配套法规的规定，国家对石油资源的勘察、开采、审批、发证实行一级管理，探矿权和采矿权具有排他性。陕北部分县在组织石油开发的过程中，给相当一批投资商办理了可直接从事钻采活动的证照，并作为联营单位给其批区块、批井位，有的县甚至吸引外商合作从事石油开发。而这些联营单位成分十分复杂，根本不具备油气勘探开采的资质条件，又往往急功近利不讲究科学开采。
　　在石油开采主体混乱之外，该报告还认为，陕北石油开采存在“地方开采单位和技术落后，造成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污染突出”、“严重干扰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和“在开采区域或界限问题尚存在分歧和矛盾”等问题。
　　报告认为必须采取严厉措施整治非法开采，并从管理体制上解决开采主体混乱问题，而规范陕北石油开采秩序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有关市县政府如何依法行政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依法行政”。
　　同年１２月，国家经贸委和国土资源部印发了１２３９号文件，这份标注有“急”字样的文件下发了《关于陕北地区石油开采秩序情况调查的报告》，称：“陕西省要抓紧部署和落实《报告》中提出的规范陕北地区石油开采秩序的意见。所有正为非法勘查和开采活动进行的钻井、测井、试井、压裂、修井等作业必须立即停止。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认真清理自己的施工队伍，在１２月３１日前无条件撤出。”
　　不过，陕北各市县并没有认真按照１２３９号文件的精神抓紧规范石油开采秩序。延安、榆林等下辖县反而以更加优惠的开发协议，与民营投资者进行合作。此后，中央也曾下文要求加大石油整顿工作的力度。
　　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１日中央电视台对陕北油区干部参与石油开采、资源严重浪费、环境遭到破坏等问题做了一篇报道，引起了党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随后，陕北油区的整顿工作力度开始加大。
　　油井的回收是先从延安市安塞县开始的。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３日，安塞县人民政府下发《关于收回原联合单位个人投资油井收益权的通知》，该通知称，全县收回原联合单位个人投资油井收益权的工作从３月１６日开始，８天后结束，“收回油井权采取先收井，后算账，再解决遗留问题的办法进行，各投资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交井。”也就是说，８天之内必须上缴油井，至于补偿问题，被放置到将来。
　　随后不久，榆林市也开始落实“收回油井三权工作”，油井三权包括油井的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收益权。

　　持续的抗争
　　冯秉先是陕北众多普通“油老板”之一，他是１９９８年在陕北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政策的感召下从内蒙来到陕北的。当地政府在“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下笼络了大批外来投资者。
　　由于陕北特殊的地理构造，造成其油藏规模小、连片性差、油层低渗透，开采成本高，风险大。冯秉先的第一口油井打了半个月之后，发现是一口干井，投资打了水漂；第二口油井勉强产了一吨原油；第三口井又是滴油未见。１００多万元砸了进去，冯秉先先后打了１２口油井，有的是赔钱的干井，也有的是石油丰富的油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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