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中执法的法应当是明的　[www.dffy.com]

　　[摘要]
　　有人把“暗中执法”变为执法陷阱，甚至公开讹诈

　　[正文]
　　北京交警的暗中执法最近引起关注。从公共舆论来看，多数人是认同的，笔者也深以为然，而且认为，这是一个让人欣慰的进步。早在八年前，笔者就曾在《交通警·红绿灯·守法意识》（载《河北日报》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８日）一文中指出，交警终日矗立于十字路口的岗台，虽然能起到疏导交通的作用，但不利于公民守法意识的养成。不信？你看，哪个路口一旦不见警察，立刻纷乱一片，特别是行人和自行车，视红绿灯为无物。警察的“公然存在”，让许多人只“怕”警察而不“怕”规则。笔者曾游历国外，亲眼目睹路口（包括路上）皆无交警，只有红绿灯。但行人车辆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可一旦有犯规者，警察又如神兵天降，出现在你眼前，让你在惊讶之余，只有交罚款的份儿。交警暗中执法，等于交警无处不在。其益处绝不仅仅是缓解了警力不足之矛盾，更是培养了公民敬畏规则的习惯，从而使守法行为从被动转为自觉。
　　但是，真理不加约束也会嬗变为谬误，暗中执法也是有条件的。其中第一要紧的，是暗中所执的法必须是明的。即规则的内容必须预先明示，而且让公众有条件明白无误地知晓。当然，“红灯停、绿灯行”是妇孺皆知了，但规则的内容远不止此。比如某条路是单行道，某个路口不许左转弯，某个地方不许停车，等等。如此这般，必须在显眼的地方设置显眼的交通标志，让人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看到。
　　笔者曾亲历这样一件事情：一次驾车穿过一条偏僻的小街，到了路口，树下闪出一个警察，拦住我说这是单行道，我违规了。但是我清楚地看到进入这条小街时并没有标志啊。警察解释说，有标志，但被长高的树挡住了，而这条单行道早已存在，我应该知道。凭什么我该知道？我七八年才到这里来一趟！正理论不清，恰好交警的上司来了，认识我，放我走了。显然，“赦免”的原因是认识，或者基于认识而增加了对我“不知道这里是单行道”的认可，但非因为客观上那单行道标志躲在树冠里让人看不到。不能不说我是“幸运”的，我相信不知道这里是单行道的人不会少，而能够在千钧一发之际巧遇熟人的人绝不会多！那么他们该怎么办呢？恐怕就得乖乖地接受处罚了，然后转过身去骂几声娘。他们成了“法不明”的牺牲品。
　　我还从报上看到一则更令人气愤的报道。一火车站广场未设不许车辆进入的标志，入口也无人制止，而车辆一旦进入则立刻有带红箍者现身，当场撕票罚款，而且一罚二三百元，竟也美其名曰“暗中执法”！这哪里是暗中执法，不折不扣是执法陷阱，甚至可以说是公开的讹诈！后来“红箍”们受访时解释，入口处本有禁入标志，但不久前刚被大风刮坏。也许此言是真，但既然标志不在了，就应当认定为允许车辆进入，就不应当再行处罚。
　　让人担心的是，执法陷阱在其他执法司法领域也时而见之，其后果自然远非二三百元罚款可比了。公开性是现代法制的基本特征，公开是为了让公众人人尽知，从而自觉地依法规范自己的行为。在早期野蛮专制时期，曾有“法不知，则威不可测”的观点，但那时的法制宗旨是“防民”、“治民”，民众不是法制权益的主体。而现代法制的宗旨是“为民”、“卫民”，法为民有，法为民享，岂能再上演愚民把戏？当然，有些法不明示的状况并非有意为之，只是出于疏忽，或者没有把它当作很严重的事情来看。这同样是不可原谅的。法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生存状态，是一种精神宣示。构建法治社会，一枝一节都不能含糊。存在问题不可怕，但一朝发现，就要立刻更正和解决。
　　（作者系河北省委研究室副主任）

　　《方圆法治》杂志授权东方法眼刊登，《方圆法治》杂志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的国家级法制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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