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2月9日,李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在四川省八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我出人意料地以829票赞成、40票反对、17票弃权压倒多数票,当选为四川省副省长。那一天对我来说,是个终身难忘的日子。”
经证实,四川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因为萧秧辞去省长而改选省长、副省长。当时的省长候选人是宋宝瑞,被提名的副省长有两人,但并无李达昌。在人大代表酝酿候选人时,有代表团突然联署推选当时的省财政厅厅长李达昌作为副省长候选人。
选举后,李达昌成为“民选省长”,一夜间成为该省的政治明星。
如今,提起李达昌被采取强制措施一事,他的一些旧识仍极感意外。西南财经大学原党委书记兼校长王永锡教授这样回忆:“达昌在读书时,我教了他3年2门课程,他年龄最小,学习最用功,成绩也最好。说实话,他学养不错,理论扎实,教书育人,不像个贪官。”
直到李被检察机关逮捕后,当地媒体发消息称其是贪官,有官员听到后,甚至斥其报道不负责任。
事发中川国际
“中川国际”是
中国四川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的简称,拥有两个全国第一的记录:全国第一家省级外经公司和全国第一家上市外经贸公司。目前,官方介绍的李达昌涉嫌犯罪事实,与“中川国际”紧密相关。
1997年,财政部调拨1亿元人民币专款给中国进出口银行,由该行向中川国际提供1000万美元的5年期专项贷款。财政部明确要求,这笔资金用于解决乌干达欧文电站赔偿风险准备金。时任副省长的李达昌,不顾四川省政府向财政部作出的不动用该项资金的承诺,利用手中职权,多次批准挪用,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李达昌在文件上签字时,遭到了一个属下的强烈反对。这位属下出于对领导的负责,试图阻止李达昌签字,但没有成功。反对者的理由是,这笔钱是财政部专款,按照规定必须专用,如果签出去了,肯定回不来。但李达昌没有听劝告。
在很多人看来,李达昌刚当副省长一年多,就敢挪用1亿元资金,让人不可思议。
后来赔偿虽然免了,但欧文电站危机之后的“中川国际”则暴露出经营不善的本来面目:负债累累,大量逾期银行贷款无力偿还,更不用说偿还这还没到期的1000万美元贷款了。
就在中川国际苦苦挣扎时,李达昌开始为卸任后的任教工作做准备。2001年,他打报告要求不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而回母校西南财经大学教书。三次递交报告后,他于2003年底如愿以偿。接任中川国际要职的几位高层管理者,几乎清一色来自四川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其中半数以上均是该公司副总经理级人物。“公司管理层的彻底换班至少给人一种感觉,四川方面可能要利用这次机会重新收拾中川国际的局面。”一位证券人士说。不久,就传出李达昌接受调查和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消息。
中川国际,是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全国首家省级综合性外经企业,总部在四川成都。1993年,该公司实行股份制改造后,于1994年4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主要业务涉足国际工程承包、国际劳务合作、境外实业、工程监理、房地产开发、国际航空服务、电力设备生产等领域。1995年,该公司进入鼎盛时期,在全球500家最大承包商中排在第141位。
1996年,中川国际承建的单项投资高达7000万美元、历时长达4年的乌干达欧文电站被业主终止雇用。1997年4月3日,乌干达最高法院就此作出终审判决,中川国际向乌干达有关公司赔偿123万美元,加上12%的年息和法庭费用,最终赔偿约230万美元(不含律师费用)。中川国际当年亏损额高达8300多万元,每股收益为-0.76元。
经过艰苦努力,到2003年,中川国际与乌干达电力局就欧文电站的项目纠纷签署谅解备忘录,达成双方在合作一个新项目前提下互不索赔的实质性进展;但受此事件影响,中川国际在国际市场的信誉受到严重冲击,很长时间无新项目。
该公司在2002年和2003年连续两年巨亏,2004年上半年公司股票每股净资产降为-0.33元、股东权益变成了-5417.82万元。2004年中川国际又爆出前总经理郑安卡早前违规转让中川公司国有股份5600万股并索贿22万元遭判重刑事件。当时有国内媒体报道中川国际跌入重组陷阱,并陷入高达4.2亿元违规担保和关联占款。
2004年4月27日,中川国际被ST处理。
四川政界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四川有关部门认为,正是李达昌违规挪用了中川国际专项资金,才点燃了该公司的系列危机。
四川省检察院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现在可以认定的是,李达昌利用手中职权挪用专款的时间应该是在1997年至2001年之间。随后,李便萌生了退意,从2001年开始,李先后三次向中央、四川省政府打报告请辞副省长一职。
其实真正牵出李达昌的未必仅是中川国际的案子。李在2001年决定退出政坛的时候,已经将自己在中川国际这边的问题“抹平”了。他原本以为可以全身而退,却没有想到黑幕从另一面被揭开了,牵出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校友,原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勇。2004年10月,高因涉嫌巨额受贿被四川检方批准逮捕,随后在调查高勇受贿案时,检方发现高勇涉嫌在深圳洗钱达数百万元之巨。
四川省检察院对该案相当重视,调集精兵强将组成专案组专攻高勇案。专案组在调查这些资金的流向时,发现高利用深圳多家公司作为中转,其间还发生不止一次的转移,最后钱最终流回四川的相关账户,牵出了李达昌。
虽然目前笔者所掌握的信息尚无法清晰地看到李高二人之间的确切关系及完整的证据链条,从他们的简历也仅能看出一些端倪,这二人皆是为学、为官两不误。据公开的资料显示,高勇有博士学位和律师、注册会计师证书,还是教授级研究员,任西南财经大学和四川大学兼职教授。李在从政的19年里也始终保持着政府官员与教师、学者的双重角色,1992年在担任财政厅长的时候被西南财经大学评为正教授。
1987年,高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被分配至四川省计经委,这一年李达昌也在那里。
1997年至2001年间,高勇有一年半的时间在证监会成都证管办任党委副书记、副主任。随后,调任证监会贵阳特派办任党委书记、主任。
谢幕的悲剧人物
李达昌涉嫌非法挪用财政专款的金额及去向至今尚无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在熟识李的人中间,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李和其在台湾的堂叔在印尼共同开办了一家公司。
经证实,李达昌确系台属。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述着,叔爷李肇坤一家人至今仍在台湾居住。1996年,经人介绍,李认了这门同宗同族的嫡亲。之后,叔公一家就往成都跑得勤了,在附近投资了一家米粉厂,还在市内买了一套住宅。
据李的回忆录称,2002年10月,李达昌赴台探亲、访问,一家人甚为亲密。从台湾回来之后,李率四川企业代表参加东盟博览会,原本行程中并未安排印尼之行,但李在会后却只身独赴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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