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一回东南亚之行也成了李在任期间的最后一次出国访问。几天之后，李从副省长的位子上回到讲台，并在省人代会上对台下人说，“我要从终点回到起点。”
最近，网上的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对四川省原副省长李达昌口诛笔伐，把他弃官从教说成是“干了坏事后想往后闪，终究难逃法网的反面教材”。
对于李达昌当初的“举动”，有些媒体认为，“那都是李达昌苦心积累，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所有“宣传效果”都是虚张声势铺排渲染出来的，是一场掩耳盗铃的“人造景观”。
但是，也有一种声音为李达昌辩护：“他仍然是值得我们反思和研究的人”。
其论据是，在任四川省财政厅厅长期间，李达昌不但把财政厅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注重培养青年干部，鼓励财政厅干部继续学习深造；李达昌说话办事很利落，看问题能抓住要害，对企业家也很关心；１９９６年，李达昌以高票当选四川省副省长。尤为可贵的是，在从政的同时，李达昌始终不忘学术研究，并且撰写论文、论著、译文，主编或参与编写的作品达数百万字，独立或合作完成科研项目１８０余项，先后荣获全国财政理论研究特别奖、全国预算会计研究会一等奖、四川省财政学会研究成果二等奖等多项荣誉。李达昌爱好体育、文学，加入了四川省作家协会，并有一些诗文发表，对成都龙泉客家文化的建设和研究等等，也有贡献。
笔者同意李达昌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和研究的人”——我们研究落马官员，不能不研究官员何以落马？官员落马与其所处环境的关系？
李达昌案发，是由其属下一局长贪污受贿案引出来的，多少有些偶然。倘若那局长不犯案，李达昌会不会就果真平安无事而漏网呢？从一些腐败大案案情看，许多高官落马并不在其任上，或者犯罪时不在现任期内，往往是有牵连的人案发了，才“拔出萝卜带出泥”。反思李达昌案的教训，是为了不使类似的“张达昌”、“王达昌”们犯罪之后隐匿起来，漏网之后还在角落里窃笑。
李达昌涉嫌犯罪主要与中川国际有关。时任副省长的李达昌，不顾四川省政府向财政部作出的不动用专项资金的承诺，利用手中职权，多次批准挪用，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可以肯定的是：挪用上级财政部门的资金，李达昌不是第一人，也绝不是最后一个人。现在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在“反正不把钱揣到个人口袋”以及“拣到篮里都是菜”的思想支配下，只要是钱，不管是哪里来的，也不管做什么用途的，都敢挪用。但是，李达昌为此“埋单”的背后，有三个关键问题不能回避。一是当初四川省政府向财政部作出的不动用该项资金的承诺，到底有多大的诚意和真实性呢？李达昌在批准挪用财政资金时，有没有请示过省政府主要领导呢？当时的领导们知道这件事吗？制止过吗？
二是如果监管体系很健全的话，李达昌还会犯下如此巨大的错误吗？李达昌多次批准挪用财政资金在后，别人多次请求挪用在先。那么，是谁先盯上财政资金，并且多次请求李达昌挪用财政资金这块“唐僧肉”的呢？李达昌多次批准挪用的这一大笔钱，到底干了些什么？难道不正是因为很多人普遍存在的漠视规章制度，不重视政府信誉的思想和行为，才导致１０００万美元资金被挪用吗？从这个角度看，李达昌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让李达昌个人付出了环境改革进程所要付出的一些必然代价呢？
三是中川国际如果业绩优良，能及时归还被挪用的贷款的话，又会如何呢？在中川国际的经营活动中，难道不是政府在施加无处不在的、干预企业的影响吗？从中川国际与业主乌干达电业局签约欧文电站扩建工程，到中川国际经营不善、负债累累时的重组，无不集中反映了国有企业的弊端。１９９９年，深圳通富达公司成为中川国际第一大股东，四川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成为第二大股东。但重组后的中川国际仍然亏损。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９日，沦为ＳＴ股的中川国际发布公告，持有该公司５１．１２％公司股权的深圳通富达公司，在新组建的管理团队中出局。这使得中川国际出现了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极为罕见的大股东所持股权的份额与管理权的归属完全脱离的局面。接任中川国际要职的几位高层管理者，几乎清一色来自四川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其中半数以上均是该公司副总经理以上级人物。
李达昌本身是一位由大学教授学而优则仕的官员，在长期担任重要领导职位之外，其撰写的论文、论著，主编或参与编写及翻译的作品达数百万字，独立或合作完成科研项目１８０余项，并荣获全国财政理论研究特别奖、全国预算会计研究会一等奖、四川省财政学会研究成果二等奖等多项奖项。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各方面口碑都不错的学者官员，在位期间却先后挪用公款１亿多元，给国家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尽管作为学者型官员，在平时媒体披露的一些生活、工作的具体细节上，李达昌表现出了较强的个人道德和深厚的学术修养，一度被传为美谈和视为榜样，但是，面对各种具体的诱惑，他最终没有抵挡得住。这就再次提醒人们，我们既不能被任何表面的假象所迷惑，也不能过多地相信和依靠道德、人性的约束作用。如果有了强有力的制度约束，学者官员李达昌也许就不会走得太远。
李达昌辞官从教是在２００３年夏季，距今已有一年多时间，这其中较长的一段时间以及其后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实际上说明有关部门在李达昌离任之前，显然没有对其进行严格而彻底的审计，或者换句话说，即便进行了审计也是流于形式。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官员离任审计已经被讨论了多年，尽管从上到下审计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但是，对官员的离任审计还是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尤其对李达昌这样的省部级高官的离任审计更是难以真正落到实处。
致使李达昌落马的原因主要在于几次资金批用签字，而这几次签字竟然就先后批准挪用１０００万美元，这其中的权力确实过大了。上亿元的大额资金，李达昌就像提取自家保险柜中的钱一样方便，这就充分暴露了在资金监管方面的巨大漏洞，是权力在失控状态下为所欲为的必然结果。这钱是省财政担保借来的，省人大应当知晓和监督它的使用，但实际上其却毫不知情，而正是这种财政运行的不公开、不细化，不仅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最终也害了李达昌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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