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理性为什么优于非理性
民主相对于法制的不可靠性源于法制是理性的决策而民主是非理性的决策。在非理性思潮极度泛滥的今天，论证一下理性为什么优于非理性可能不是多余的。理性决策总要依据一个“理”，或一个理论体系，“理”并不是天然正确的，理性决策也会出错，但是在出错之后可以分析错误原因对“理”进行修正，使“理”不断完善化，今后的决策就可以少出错。非理性决策没有这种机制，可以多次犯相同的错误，所以可靠性自然较差。
6，伦理学为什么不可靠
伦理学与民主之间的可靠性比较要更复杂一些。按理说，伦理学应该是足够理性的学问，应该比非理性的民主更可靠一些。遗憾的是，现实状况并不令人乐观。从长远来看，伦理学如果能像科学一样摆脱宗教的干扰，完全有可能发展成和科学同样可靠的学问，但目前伦理学的实际状况并不比非理性的民主好多少，甚至民主的很多弊病是由伦理学的缺陷造成的。
纵观历史，科学的可靠性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很高的，使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肯定放不出卫星。是哥白尼打破了神学物理学的硬壳，伽利略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牛顿建造了力学体系，拉普拉斯对拿破仑说的名言：“陛下，我不需要（上帝）那个假说”则宣告了科学与神学的脱钩，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束缚。很多人认为科学是“价值中立”或“不问价值”的，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科学之所以可靠，就在于在科学共同体中存在着一个稳定的、跨文化的、公认的价值体系；而脱形而上学则是形成这一价值体系的前提条件。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价值体系，使得在科学共同体中总能找到公认的标准来决定接受或拒绝某一种理论。如果没有公认的标准，即使在科学中挑出错来，对方不承认也是无法修正的，结局只能是各持己见、莫衷一是。
伦理学之所以不可靠，就是由于还没有摆脱神学的羁绊。所谓“伦理学”与科学的冲突，归根结蒂还是神学与科学的冲突。这一点只要分析“伦理学”反对克隆人的理由就可以一目了然。例如“伦理学”认为克隆人损害了“人类的尊严”。“尊严”是什么？说俗了就是可以“摆架子”、受对方尊重。个人、国家可以有尊严，可以受到别人、别国的尊重。可是“人类的尊严”就说不通了，“人类”摆架子给谁看呢？给猴子看吗？猴子能懂得尊重人吗？其实，“人类的尊严”只有在神学背景下才说得通，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人类是上帝在创造其他万物之后在第六天特别创造来管理世界的，所以人类就在其他生物面前拥有特殊地位，可以摆架子。人的生育过程是上帝的安排，对这一安排的任何干预（避孕、人工授精、堕胎、试管婴儿、克隆人）都是渎神行为。人类的“尊严”来源于神创，那么渎神当然也就有损“人类尊严”。所以他们的“人类”本来是不包括我们的，在这些教义看来，不信他们宗教的人都是“异教徒”或“无神论者”，死后要下地狱，放在硫磺池子里煮。伦理学家没弄明白这些，自觉或不自觉的成了宗教反科学的马前卒。本来伦理学应该是告诉人们该干什么和不该干什么的学问，但现实却是伦理学自己也不知道该干什么或不该干什么。“科学是双刃剑”已经成了伦理学家的口头禅，但是在历史和现实中，伦理学才是一把货真价实的双刃剑。钱钟书老先生深谙历史，对此有一个精彩的总结：“世界上的大罪恶，大残忍——没有比残忍更大的罪恶了——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干的。……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实现不了的理想，伴随着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动力，融合成不自觉的骄傲。”[5]这是由于道德往往把自己看成是善恶的终极裁判者（骄傲），从而完全失去了纠错机制，构成最大的道德风险。
7，应该用科学来约束伦理学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明白，为什么用宗教、意识形态、伦理、民主、法制来约束科学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什么好结果，在将来也不会有好结果。为了规避道德风险，防止社会跌入浩劫之中，当务之急是请伦理学家发扬他们自己常常提倡的“敬畏”、“谦卑”精神，克服“不自觉的骄傲”，虚心向科学学习，清除宗教影响，重建符合科学价值观的新伦理学。如果能实现这个脱胎换骨的改造，伦理学有望成为一门货真价实的学问，而不仅仅是宗教势力的应声虫。这样的伦理学能够像科学一样，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也会使民主和法制更健康的发展。
三、在“克隆人现象”的背后
1，西方反科学思潮的泛滥
实际上从现代科学初露曙光的时代开始，由于科学结论与基督教教义的冲突，宗教势力的反科学活动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早期宗教势力强盛的时代他们采取的方法是迫害，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的遭遇就是例子。后期宗教势力衰微，迫害已不可能，他们的战略就改为谣言攻势，制造达尔文后悔创立进化论死前重新信仰基督教的谣言就是一个例子[6]。到了二十世纪后期，宗教势力获得了一些反科学的同盟军，结成了相当广泛的统一战线，其中包括科学哲学家、科学社会学者、科幻文艺作者、后现代主义者、女性主义者、极端环保主义者、动物保护主义者，等等，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反科学思潮。而克隆人现象则标志着这一思潮已经壮大到可以利用“民主与法制”的手段对科学再度进行迫害的程度，足以构成一个宗教势力不必直接出面的宗教审判所。
新一波反科学思潮兴起的突破口在科学哲学。库恩、费耶阿本德等许多科学哲学家提出，不存在什么像科学方法那样的事物，科学知识是相对于社会文化风俗的，范式转换由超越理性的原因造成，因此认为存在检验科学见解的客观方法这一早先信念是错误的。对科学的进一步抨击来自海德格尔的追随者，特别是法国后现代主义者，如德里达，福柯、拉康和莱昂塔等人。他们提出，科学只是许多系统中的一个虚构系统或叙事系统。他们坚持认为，通过解构科学语言，我们发现不存在什么真实的客观标准。海德格尔抱怨科学和技术正在使人非人化。福柯则指出，科学往往受权力机构、官僚和国家的支配，科学的政治和经济用途损害了科学保持中立的权利。[7]
这些指责并不能表明科学本身存在什么缺陷，只能表明西方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不可能对摆脱形而上学的科学做出正确的解释。科学是人类文化的创造物，科学的任务不是发现事物背后隐藏着的真理或本质，而是发明更深刻、更统一、更具预测能力的理论。科学不是价值中立的，科学在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文化现象（宗教、文学、哲学）的理由就在于，在科学中存在着稳定的、公认的、跨文化的（虽然不是“客观的”，但具有充分“主体间性”的）价值观，可以对科学的理论进行优劣判断，而其他文化现象则不具备这种价值观，所以无从分辨优劣。非科学的文化现象的成败只能靠支持者的众寡来区分，因此非科学的文化人就特别重视炒作宣传，影响公众。在他们那里，靠“重复一千遍”制造“真理”，靠“抢话筒”获得“话语霸权”成了常套手段。他们正是这样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科学会“居于霸权话语地位”，甚至“科学就可能像西方中世纪的宗教一样，压制其他言论，科学家就可能像神职人员一样为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而迫害持不同见解者。”然而他们不明白的是，科学从来靠事实吃饭，不靠话语霸权吃饭，如果科学家“为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而迫害持不同见解者”，就意味着科学的自杀。历史上有人这样做过，但他不是科学家，而是伪科学家李森科。对科学的这些毫无事实根据的指责，仅仅证明了哲学家对科学的极度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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