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反科学势力不能靠事实吃饭，只能靠话语霸权吃饭，所以他们特别精于宣传之道。哲学著作远不如文艺作品对公众的影响力大，反科学势力自然不会放弃这个重要阵地。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所谓的“科幻恐怖大片”，例如《未来世界》、《侏罗纪公园》、《第六日》、《黑客帝国》、《克隆人进攻》等等。这些“大片”极尽对科学的丑化和妖魔化之能事，在潜移默化之中塑造公众的反科学心态，加之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科学在公众的心目中成了“双刃剑”、“潘多拉的魔盒”。这些“科幻”作品的欺骗性在于，把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捏造成可能发生的事。《西游记》、《封神演艺》是虚构，但读者都明白它是虚构，不会当真；科幻（science fiction）也是虚构，而且其真实性比神话故事还不如（唐玄奘、周文王毕竟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但科幻却由于沾了“科学”二字而让公众误以为有真实性。如果有人提出根据《西游记》来立法禁止七十二变，谁都知道是十分荒唐的，但根据科幻所捏造的罪名来立法禁止克隆人，却能骗取多数公众的支持。
2，食洋不化的中国生命伦理学家
自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以来，宗教在中国就没有太大的市场，宗教势力的反科学活动在中国也难以掀起大浪。进化论在西方至今受到神创论的攻击，在中国却不与传统文化有任何冲突。堕胎至今为西方很多国家的法律所禁止，在中国则不引起任何“伦理学”问题。在中国直接由宗教势力出面反科学难有胜算，哲学家、伦理学家就成了宗教势力最理想的代言人。中国有些哲学家、伦理学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只知道生吞活剥学西洋，把“宗教伦理学”当成“生命伦理学”到处宣扬。纵观这些“生命伦理学家”提出的反对克隆人的理由，每一条都可以追寻出其宗教背景，我已在另文中作了详尽分析，此处不再赘述。在这里只举个小例子，看看生命伦理学家的荒谬逻辑。著名生命伦理学家提出的观点是：“对于有争议的克隆人、生殖细胞操纵、基因改良需要慎重，一方面有待于技术的完善，另一方面有待于社会各界意见的磨合。”“技术的完善要达到有证据证明无害：‘有罪推定’。”[8]这种观点貌似公允，捍卫人类利益，实际上却会大大损害人类利益。首先是“有待于社会各界意见的磨合”这一说法实际上就取消了所有的科学活动。所谓“社会各界意见”实际上是宗教反科学势力的“意见”，一切“争议”都源于此。进化论与神创论已经争论了一百多年，至今也没有“磨合”，科学只能抛开“社会各界意见”，走自己的路。如果“有待”“磨合”，科学只有死路一条。熟悉哲学的人都应该知道，根据著名的“休谟问题”，波普尔提出了“证实与证伪的不对称性”。根据同样的原理，证明“有害”只需要一个实例，而有限个任意多的实例在逻辑上都不能证明“无害”。有些药品在数百、数千例的临床实验中未发现严重副作用，获得批准，但在几百万、几千万人服用时仍会出现严重副作用。“反应停”就是一个例子。实际上相当“完善”而广泛应用的技术都已经被证明“有害”：电会电死人、会引发火灾，汽车、火车、飞机都会出事故。人们应用任何技术，无论多么“完善”，都不可能绝对没有风险，只能在应用中进一步完善。“有罪推定”应用于法学会带来人间浩劫，应用于技术则天下将无技术可用，我们只能回到原始社会。从这些谬论可以看出我们的生命伦理学家对于科学、科学史、科学哲学缺乏起码的常识。对于这种“伦理学”的“争议”，科学的态度可以用老农的一句俗话来表达：“听喇喇蛄叫唤，还能不种地了？”
3，为什么拿克隆人开刀
宗教反科学势力与科学的斗争由来已久，但像克隆人这样闹到联合国的还是凤毛麟角。为什么克隆人如此牵动人们的神经？这恰恰是由于克隆人是一个尚未实现的技术。宗教势力反日心说，反进化论，反避孕，反堕胎，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无非是反得太晚了，事情已出，再反也是马后炮。科学的成果一旦出现，其优越性是实证的，任何诬蔑都无济于事。在宗教反科学势力的眼里，科学就像一个打开了的潘多拉的魔盒，不合教义的科学成果一个接一个的跑了出来，再费劲也休想再收回去，因为满足人们需求的事是难以禁止的。以堕胎为例，尽管有一些国家立法禁止堕胎，但人们还是到别的国家去做，甚至乘船到公海去做。在美国则有宗教极端分子枪击堕胎医生，向堕胎医生邮寄炭疽信的恐怖事件，仍然阻止不了堕胎。鉴乎此，反科学势力的如意算盘就是在克隆人从魔盒里走出来之前把盒盖关上，因为一旦克隆人真的出现，一切关于克隆人有害的谣言都会不攻自破。而如果在克隆人出现之前将其封杀，克隆人永远存在于想象之中，就可以塑造任何可怕的形象，进而再靠科学恐惧症来封杀克隆人。因此一旦有人声言要克隆人，“疯子”、“狂人”的帽子就铺天盖地而来，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以防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如果克隆人真的有害，那么反克隆人的最好方法反倒应该是让他快些出现，取得其有害的证据，就可以有充分理由将其取缔。
4，“话语霸权”的由来
科学靠事实、靠证据说话。科学家做出成果，只需写成论文，寄给相应专业的学术刊物，自有公正评价，无需炒作，无需公关，可以坐等诺贝尔奖从天而降。“话语霸权”对科学而言有害无益。非科学和反科学的东西没有公认的是非标准，只能靠人多势众，此时大众传媒就是继文艺作品之后最重要的宣传工具。大众传媒操纵民众的效果有目共睹，一些毫无益处的保健品之所以肯花天文数字的费用在电视上做广告就是明证。西方国家信教者众，媒体反科学不足为怪，在中国这样具有几千年“不语怪力乱神”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大众传媒追随西方宗教反科学势力，为之制造话语霸权的现象就值得深思了。究其根源，问题出在我们文理分科的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由于文科高考免去了物理、化学、生物，文科生在高中阶段完全放弃了对科学的关注，在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隔绝了应有的科学熏陶，使得大众传媒工作者普遍科学素养低下。同为记者的碧声的文章《记者一下笔，科学家就发笑》就是这种现状的真实写照。加之科学的东西实实在在，不够耸人听闻，难获传媒青睐，传媒为伪科学和反科学思潮推波助澜就成了定势。当反科学思潮汹涌而来时，传媒经常拒绝发表反映科学精神的意见，形成“一边倒”的局面，构筑起反科学或伪科学的“话语霸权”。
5，生物学家为什么“窝囊”
在反克隆人的喧嚣之中，生物学家的声音特别受到重视，而其中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对克隆人进行声讨，成为“克隆人现象”的一大景观。而敢于站出来反对“反克隆人”的都不是学生物的。对此何祚庥院士的观感是“我们的生物学家太窝囊！”[9]。“窝囊”只是表面现象，生物学家为什么“窝囊”倒是很值得研究。造成生物学家反克隆人的第一个原因是，这些生物学家很多都是“海归派”，长期受西方教育，有些则是与西方学界接触紧密，这些人对于西方宗教反科学势力的强大有切身感受，而对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中华传统文化缺乏了解。第二个原因是这些人是生物学的专家，对伦理学并无研究，按照一般科学家的习惯，对于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可以直接采纳该领域专家的意见，但这些人不明白的是，伦理学并不是一个科学领域，达不到科学同等的可靠性，对于“伦理学家”的说法没有盲从的理由。第三个原因是最根本的，那就是在一个错误思潮取得“话语霸权”，形成舆论的“道德法西斯”状态时，个人要想站在其“靶标”位置进行反对将被迫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在现代史中可以找出不少这样的例子，离我们很近的例子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血统论”流行的时期，敢于站出来说“血统论不符合党的阶级政策”的大多是“红五类”，而那些“黑五类”则不得不及时与父母“划清界限”，甚至有亲手将父母打死的。当然也有少数“不识时务”者，例如遇罗克，为此丢了性命。如今生物学家的处境类似于当时“黑五类”的处境，及时与“克隆人”划清界限是他们唯一的生路，少数“不识时务者”必遭灭顶之灾，被铺天盖地的舆论骂成“疯子”、“狂人”，被停止科研经费，甚至被迫背井离乡，即使保住性命，学术生命肯定是断送了。所以与其说生物学家“窝囊”，不如说是“理性的选择”。因此质疑“反克隆人”的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在“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非生物学领域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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