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克隆人现象
自从克隆羊“多莉”问世以来，克隆人就成了牵动人心的话题。反对克隆人的舆论铺天盖地，给克隆人强加的罪名层出不穷；一些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家立法禁止克隆人研究，并利用它们在联合国的影响力推进世界性的反克隆人公约；官僚、神学家、人文学者、伦理学家、甚至一些科学家也纷纷表态反对克隆人的研究，对于一个尚不存在的事物结成如此广泛的统一战线，制造如此丰富的谣言，发出如此强大的攻势，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能在这一片喧嚣之中静下心来想一想：克隆人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发现，从遗传学的角度看，克隆人只是年龄不同的同卵双胞胎，或者说，双胞胎是天然的克隆人，克隆人是“人造”的双胞胎。就是这么个自从人类存在就伴随着我们，任何人都司空见惯的事物，怎么会突然变成“危害人类”的妖魔鬼怪，实在是一件发人深省、值得仔细研究的社会现象。本来，每个人有权发表自己对任何事物的看法，这是言论自由，但是如今已经有人要立法禁止某项科学研究，企图制造一个恶劣的先例，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给与充分的重视，剖析其中的利弊。
用宗教干预科学，烧死布鲁诺，打击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虽然已经是历史，但仍有现实意义。罗马教皇已经对伽利略认了错，但在美国仍然有人主张“神创论”和“进化论”的同等地位。用政治（意识形态）干预科学，在近代史上也留下了耻辱的一页，李森科打击孟德尔-摩尔根学说，倒霉的还是苏联人民（中国由于当时对苏联的盲从也深受其害）。中国自古以来宗教意识淡漠，近年来主流意识形态干预科学的现象也不再发生，但在反对克隆人的喧嚣中，一种改头换面的宗教意识形态干预科学的思潮正在形成。在这种思潮之中，宗教背景被小心的掩盖起来（虽然有时也不免露出“人类扮演上帝的角色”这样的马脚[2]），代之以“民主”、“法制”和“伦理”。例如伦理学家卢风教授就认为：“商业的诚实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它的诚实也服务于利润。科学家的良知在商业利润的诱惑之下会受到严重的腐蚀。如果科学依赖于科学家，科学理论又总有其社会政治背景，那么科学就不可能像一架知识发现机器一样自我纠错，科学之自我纠错依赖于科学家的良知。又因为科学家们不可能超越于社会的政治和商业活动之上，所以科学家不可能杜绝名利的诱惑。当科学家为名利所强烈诱惑时，他们便可能隐瞒真相、欺骗公众……。可见，科学活动也应该受民主法制规范的约束。就此而言，科学之自我纠错还依赖于民主，即单凭科学家的良知还不够，因为科学家的良知不可能绝对不受腐蚀。如果没有民主法制而让科学居于霸权话语地位，那么科学就可能像西方中世纪的宗教一样，压制其他言论，科学家就可能像神职人员一样为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而迫害持不同见解者。”[1]著名生命伦理学家邱仁宗教授则认为“人类必须充分认识现代科学和技术这把‘双刃剑’的正面和负面作用，运用伦理和法律的工具约束他们的发展和利用。”[2]北京大学干细胞研究中心主任李凌松进一步主张：“想克隆人的人无非是两种目的，一是科研人员存在强烈的好奇心，想以此获奖或者哗众取宠，另外就是投资人想以此追求丰厚的回报。一旦法律从这些方面破灭他们的幻想，就基本可以做到禁止克隆人。”在与中国联合探讨克隆人立法问题时，法国专家则进一步建议各国，明确将克隆人作为一种犯罪行为来对待，必要时用《刑法》对克隆人的行为加以约束和限制。[3]
二、民主、法制、伦理与科学的可靠性比较
1，为什么需要可靠性比较
当我们要把一个工件的内径控制（约束）在一个范围之内，可以使用塞规，要约束塞规的尺寸，可以借助千分尺，要校对千分尺可以使用块规。这是由于块规的可靠性高于千分尺，从工件到块规的可靠性是依次提高的。如果用可靠性差的一方去约束可靠性高的一方，结果当然是天下大乱、无规无矩。如果可以用“民主”、“法制”、“伦理”来约束科学的话，其必要前提就是民主、法制、伦理的可靠性必须高于科学。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如果要在这四者之间按可靠性从低到高进行排序的话，其顺序应该是民主、伦理、法制、科学。也就是说科学的可靠性最高，而民主的可靠性最低。因此如果要“约束”的话，只能是用科学来约束“民主”、“法制”、“伦理”，而不能反过来用“民主”、“法制”、“伦理”来约束科学。以下我们来具体分析这四者的可靠性。
2，科学为什么可靠
科学为什么可靠？卢风教授的错误就在于以为“科学之自我纠错依赖于科学家的良知”。良心的不可靠是人所共知的，捐款不可能代替税收。但是科学之自我纠错所依赖的恰恰不是科学家的“良知”或“良心”，而是科学家的私心，利己之心。利己之心人皆有之，而且在金钱面前只会膨胀，不会被腐蚀变小，绝对靠得住。每一个科学家出于个人利益都想出成果，为此就得从挑前人的错开始，挑出小错的能做出小成果，挑出大错的出大成果，甚至得诺贝尔奖，大名大利双收。因此从科学里挑错就越来越不容易，所以科学就很可靠。以司马南的悬赏为例，100万不是小数，再加上洋人出的100万美元，足以令任何人（当然包括科学家）垂涎三尺。如果有个特异功能是真家伙，当然很容易找到科学家帮他用科学方法验证，要是我，30%的分成就干。而且如果验证成功，肯定会发现过去不知道的新原理，科学家在科学界还可以再捞一大把，名利双收。正因为我相信科学家足够自私，而且不比谁傻，所以我可以认为“特异功能都是骗局”这一结论是靠得住的。再以转基因农作物为例，欧盟对于美国的倾销早有不满。欧洲的政府、商业界、科学家当然愿意捍卫自己的利益，如果可以找到转基因农作物有害的科学证据，他们早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宣布禁止美国农产品进口，可惜还没有找到。须知世界上的政府、商社、科学家不只一个，他们的利益也有矛盾，这就保证了谁也不可能一手遮天，欺骗公众。
3，法制可靠性的缺陷
法制的可靠性低于科学。法制和科学有一条共同的原则，就是“靠证据说话”，谁主张，谁举证。但是法制在这方面有个天然弱于科学的立场，那就是科学在证据不足时可以存疑，暂时不下判断。但法庭则不允许久拖不决，只好不得已而求其次，来个“宁纵勿枉，无罪推定”，就不免会有错误。法制的不可靠还来源于法制所依据的法律本身可能是错的。法律源于案例或民主立法机制，都不免受到更不可靠的伦理学和民主的非理性干扰。法制与科学之间可靠性的差异体现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在司法实践中，科学的结论可以直接在法庭上构成证据，而法庭却不能用来裁定科学的是非。此外，科学的结论不因国家、宗教信仰、文化背景而变化；法律却有很大不同，例如堕胎在一些国家合法，在另一些国家是犯罪。
4，作为一种决策机制的民主
民主的可靠性低于法制。这一点不容易简单看穿，需要仔细的分析。有时要想澄清一些概念，首先需要剥离意识形态面具，使其脱离神圣光环的笼罩，把这个概念仅仅看成是一种机制、算法、程序，才能有效的掌握其实质性内容。例如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如果我们总让这些概念戴着“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帽子，根本就看不清其中的内容。如果我们仅仅把民主看成一种决策机制，那么这种机制实际上就是“群殴的仪式化”。这种表述是首次提出的，所以需要详细一些的说明。“群殴”很好理解，就是“打群架”；“仪式化”借用了行为生物学的术语，说的是动物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动物为了争夺资源（领地、配偶），经常发生争斗，而在争斗中又经常有仪式化的现象，争斗双方不是立即进入战斗，而是首先相互示威，充分展示自己的体形大小和战斗武器，即所谓“张牙舞爪”。如果双方实力相差较大，则弱的一方可能认输败走，如果实力相当，则较可能进入实战。在博弈论的典型例题“鹰鸽博弈”中，相当于仪式化的“评估战略”是“进化稳定战略”[4]，这也就从数学上证明“仪式化”具有进化优势。当决策群体中不同意见的双方互相不能说服时，投票或举手表决确实比打群架成本低很多，但其实际效果和打群架相同，都是压服而不是理性的决策过程。民主的可靠性低于法制可以由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加以体会：我们生活在一个法庭可以依法判决罪犯死刑的社会而不感到恐怖，但是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靠举手表决或无记名投票来决定杀谁的头的社会肯定会惶惶不可终日。民主的不可靠性也在历史上留下印记，远的有希特勒被民主选上台，近的有美国法庭裁定“上帝之下的国家”誓词违宪而参议院却以99:0票的表决结果认为不违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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