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生物学家为什么“窝囊”

　　在反克隆人的喧嚣之中，生物学家的声音特别受到重视，而其中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对克隆人进行声讨，成为“克隆人现象”的一大景观。而敢于站出来反对“反克隆人”的都不是学生物的。对此何祚庥院士的观感是“我们的生物学家太窝囊！”[9]。[公民尊重法律的威严不算窝囊吧？公民尊重道德的约束不算窝囊吧？公民尊重伦理观念的约束不算窝囊吧？同理科学家尊重科学研究的职业道德和作为人类的道德伦理观念，这也不算做窝囊吧？也许只有那个声称研究出克隆人的邪教组织不窝囊，但是这值得效仿吗？]“窝囊”只是表面现象，生物学家为什么“窝囊”倒是很值得研究。造成生物学家反克隆人的第一个原因是，这些生物学家很多都是“海归派”，长期受西方教育，有些则是与西方学界接触紧密，这些人对于西方宗教反科学势力的强大有切身感受，而对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中华传统文化缺乏了解。[你的意思是中国的传统思想不反对克隆人？真是小看我们的传统力量了。再说，子不语力怪乱神的意思，你还没领悟透。首先孔子具有天命观，不能说孔子完全是在否定神；其次。孔子对乱君乱国乱礼教是最为贬斥的，而目前来看，把克隆人研究比做乱恐怕是最合适的了，因此孔圣在世不用说要反对克隆人研究了，恐怕克隆羊他老人家说死也不会让在其中国降生了。那时，赵教授恐怕就要把反对克隆人研究的观点归结为“中外反动势力”的幕后操纵了吧。]第二个原因是这些人是生物学的专家，对伦理学并无研究，按照一般科学家的习惯，对于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可以直接采纳该领域专家的意见，但这些人不明白的是，伦理学并不是一个科学领域，达不到科学同等的可靠性，对于“伦理学家”的说法没有盲从的理由。第三个原因是最根本的，那就是在一个错误思潮取得“话语霸权”，形成舆论的“道德法西斯”状态时，个人要想站在其“靶标”位置进行反对将被迫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在现代史中可以找出不少这样的例子，离我们很近的例子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血统论”流行的时期，敢于站出来说“血统论不符合党的阶级政策”的大多是“红五类”，而那些“黑五类”则不得不及时与父母“划清界限”，甚至有亲手将父母打死的。当然也有少数“不识时务”者，例如遇罗克，为此丢了性命。如今生物学家的处境类似于当时“黑五类”的处境，及时与“克隆人”划清界限是他们唯一的生路，少数“不识时务者”必遭灭顶之灾，被铺天盖地的舆论骂成“疯子”、“狂人”，被停止科研经费，甚至被迫背井离乡，即使保住性命，学术生命肯定是断送了。[有些夸大了吧，不要忘记，目前关于克隆人研究的讨论任何人任何观点都有受到保护的言论权，这不是文革时代了。]所以与其说生物学家“窝囊”，不如说是“理性的选择”。因此质疑“反克隆人”的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在“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非生物学领域的人身上。

　　6，克隆人的未来

　　科学能够克服重重阻力，由个别人和少数人的思想发展到如今的规模，原因就在于事实胜于雄辩，也胜过话语霸权。联合国禁止克隆人公约未能取得各国一致意见，终于流产。估计公约的分歧将来也难以克服，极端派认为应该连治疗性克隆一并禁止，温和派则认为只应禁止生殖性克隆，不能禁止治疗性克隆，这两种意见不大可能妥协。因为从禁止克隆人的立场出发，如果不禁止治疗性克隆，那么克隆人胚胎的技术会很快成熟起来，此时只要把胚胎殖入子宫（早已在试管婴儿中成熟的技术），生殖性克隆就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而且这个过程是容易保密而难以监督的。反之禁止治疗性克隆将使人类丧失具有灿烂前景的医学进展，这又是医学界所难以承受的。即使极端派和温和派终于妥协，公约得以通过，各国的立法依然困难重重。从见诸报端的文章看，法学家们思维相当致密严谨，对于按照“科幻恐怖片”立法恐怕难以接受，法学家未必愿意拿自己的学术声誉作赌注。根据立法原则，法律只能落后于实践，没有事实证据不能乱立法，尤其是刑法。[法律的职责是出现在任何侵犯人类秩序的行为出现之前，法律滞后是法律的遗憾而不是法律的应当。就象消防队员的职责不仅是灭火救火，而是具有在任何情况下发现火患都应进行防范的职责]即使世界上所有国家都立法禁止克隆人，并且有《刑法》助阵，克隆人的出现还是难以抗拒。哥白尼、达尔文生活在更加严酷的时代，科学仍然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不要把克隆人研究比做哥白尼好吗？这和把本拉丹比做英雄有区别吗？事实胜于雄辩，为什么克隆人发生在邪教组织的项目中，而不是获得诺贝尔奖金以及许多大多数有良知的科学家手中，这不是最好的疑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