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克隆人现象

　　自从克隆羊“多莉”问世以来，克隆人就成了牵动人心的话题。反对克隆人的舆论铺天盖地，给克隆人强加的罪名层出不穷；一些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家立法禁止克隆人研究，并利用它们在联合国的影响力推进世界性的反克隆人公约；官僚、神学家、人文学者、伦理学家、甚至一些科学家也纷纷表态反对克隆人的研究，对于一个尚不存在的事物结成如此广泛的统一战线，制造如此丰富的谣言，发出如此强大的攻势，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能在这一片喧嚣之中静下心来想一想：克隆人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发现，从遗传学的角度看，克隆人只是年龄不同的同卵双胞胎，或者说，双胞胎是天然的克隆人，克隆人是“人造”的双胞胎。就是这么个自从人类存在就伴随着我们，任何人都司空见惯的事物，怎么会突然变成“危害人类”的妖魔鬼怪，实在是一件发人深省、值得仔细研究的社会现象。[这简直是文过饰非欺天瞒海之词。请问同样是碳元素生成的物质金刚石和石炭，一个极软一个极硬，难道你会因为它们的原子相同而否认它们物理性质的极大区别吗？天然双胞胎是人生的，而你的双胞胎是人造的，这一造一生区别可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了。你说自从人类存在就伴随着我们任何人都司空见惯一说纯属谎言和欺骗，谁见过克隆人？可以说完全是一派胡言。]本来，每个人有权发表自己对任何事物的看法，这是言论自由，但是如今已经有人要立法禁止某项科学研究，企图制造一个恶劣的先例，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给与充分的重视，剖析其中的利弊。[称善法为恶法者舍恶其谁呢？]

　　用宗教干预科学，烧死布鲁诺，打击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虽然已经是历史，但仍有现实意义。罗马教皇已经对伽利略认了错，但在美国仍然有人主张“神创论”和“进化论”的同等地位。用政治（意识形态）干预科学，在近代史上也留下了耻辱的一页，李森科打击孟德尔-摩尔根学说，倒霉的还是苏联人民（中国由于当时对苏联的盲从也深受其害）。中国自古以来宗教意识淡漠，近年来主流意识形态干预科学的现象也不再发生，但在反对克隆人的喧嚣中，一种改头换面的宗教意识形态干预科学的思潮正在形成。在这种思潮之中，宗教背景被小心的掩盖起来（虽然有时也不免露出“人类扮演上帝的角色”这样的马脚[2]），[为什么任何一个反对克隆人研究的人，赵教授总是千方百计的将其揭露成是为了宗教理念说话，竭尽全力的把他们打到宗教立场上。为什么赵教授不去充分认识他们各自的科学家和学者的身份呢。况且，身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对克隆人的目的性、可行性以及有益或有害于人类的各个方面的充分论述。]代之以“民主”、“法制”和“伦理”。例如伦理学家卢风教授就认为：“商业的诚实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它的诚实也服务于利润。科学家的良知在商业利润的诱惑之下会受到严重的腐蚀。如果科学依赖于科学家，科学理论又总有其社会政治背景，那么科学就不可能像一架知识发现机器一样自我纠错，科学之自我纠错依赖于科学家的良知。又因为科学家们不可能超越于社会的政治和商业活动之上，所以科学家不可能杜绝名利的诱惑。当科学家为名利所强烈诱惑时，他们便可能隐瞒真相、欺骗公众……。可见，科学活动也应该受民主法制规范的约束。就此而言，科学之自我纠错还依赖于民主，即单凭科学家的良知还不够，因为科学家的良知不可能绝对不受腐蚀。如果没有民主法制而让科学居于霸权话语地位，那么科学就可能像西方中世纪的宗教一样，压制其他言论，科学家就可能像神职人员一样为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而迫害持不同见解者。”[1]著名生命伦理学家邱仁宗教授则认为“人类必须充分认识现代科学和技术这把‘双刃剑’的正面和负面作用，运用伦理和法律的工具约束他们的发展和利用。”[2]北京大学干细胞研究中心主任李凌松进一步主张：“想克隆人的人无非是两种目的，一是科研人员存在强烈的好奇心，想以此获奖或者哗众取宠，另外就是投资人想以此追求丰厚的回报。一旦法律从这些方面破灭他们的幻想，就基本可以做到禁止克隆人。”在与中国联合探讨克隆人立法问题时，法国专家则进一步建议各国，明确将克隆人作为一种犯罪行为来对待，必要时用《刑法》对克隆人的行为加以约束和限制。[3]

　　二、民主、法制、伦理与科学的可靠性比较

　　1，为什么需要可靠性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