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也就是说您认为缺乏实际的经验研究？
朱：对，搞法律必须做经验研究。中国的法学在这方面必须改变，尤其是北大，要树风气之先。我们的法学一直都以做文字解释为主，但如果中国的法学院培养的学生都是这样，将来怎么承担国家的重任，怎么去做企业的老总、做真正的大律师？法学一定要注重生活，我们要知道法律到底是解决什么问题的，又怎样能够解决好。孙志刚事件以后，废除了收容遣送，结果乞丐满街走，却没人敢去动他，这也是法律人做出来的事情，落到实际却不能令人满意，说明我们在某些方面的欠缺。所以我特别强调经验研究。而我这几年基本上没有做这样的东西。（记：时间太紧了。）对，栓在这儿了。当然我也通过手头的文字资料做一些，这也是经验材料，但显然不够，你必须得了解更多。比如律所到底是怎样，中国的法院系统内部到底是怎样一种情况，等等，这些不调查都不能知道。很多人觉得我们学法律不要管这些，管法条就好了。这不是好的法学。
记：听说你这两年写了一本《法律与文学》，可是我们一直没有看到……
朱：对，因为没有最后发表。其实四年前就完稿了，一直在讲它，但没有时间去好好修改。我希望自己每写一本书都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每写一篇文章，都不能只是在重复自己。
以前喜欢过文学，但我觉得这本书和文学还不是太有关系，主要想讨论一些制度问题。我做这一类的研究是希望把法学理论拓展一下。虽然书里很多涉及中国司法制度，但直接说制度吧，可能会得罪人。我不想太得罪人（笑），从这个角度讨论就好一些。另外，写这样的读者面会更广些。如果讨论实际的具体案件，很多人不一定关心，因为没心思没时间把你这个案件从头到尾看一遍。但如果是像梁祝这种案例，是传统戏曲，已经深入民间，大家都知道，我就不需要再仔细去描写故事，直接就可以开始分析，省了我很多事情。
记：去年有这样的说法，觉得您对像孙志刚案、刘涌案这样的重大事件不发表见解，却注目于黄碟案之类，似乎有避重就轻式的滑头？
朱：问题在于，我愿意关心的就是大家都不大愿意关心的问题。大家都说的话我就没有必要再说了，我们强调的是学术分工，而不是同仇敌忾。恰恰是别人没注意的问题，我注意到了。比如说黄碟案，我也同意你们说的不能侵犯公民隐私权，但问题是，就这么一警察，他怎么知道那是一对夫妻，而不是倒卖光碟呢？作为一个学者，不能只重复别人已经说了的、都在讲着的话，而要发现别人没有看到的问题。我不否定其他学者做的工作，中国社会对普法和法学都需要，所以他们做的我都尊重。但你们说错了的、遗漏了的地方，我就拾遗补阙，这样才能把学术往前推，对不对？否则不论刘涌案、黄碟案，其实不用老师们写那样的文章，那些话、那些道理，你也会讲的，是不是？但我相信你们看了我写的关于黄碟案的文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个问题还可以这样看。我们得努力让学生往前走，而不是使老师降低到学生的水平上。
再比如那个奸淫幼女的司法解释的问题。我觉得那个解释确实有问题，而且我觉得刑法学界的所有回答，都没有把我的文章驳倒。包括在每一个具体的法律细节上，他们都没能比我讲得更细致。我讲这会造成贪污腐败的问题，会造成特定人选的问题，你却总说"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是我们国家刑法的基本原则"，这不能回答我的问题嘛。另外，像不公正的司法解释这样的问题，老百姓不会关心，他们更关心刘涌案，关心刘涌这样一个杀了人的恶棍应该怎么处理。可最容易出毛病的恰恰是那些以规则形式出现的东西。那里面没有具体的人出现，所以老百姓不关注，只有知识分子出于想象力，才能想象到其中的问题。这正是知识分子应该做的。所以我那时在春节期间急急忙忙去搞这个东西，专门查了那么多资料，美国的案例，欧洲的法律，--我相信没有哪个学者比我查的更多，虽然我也认为没有查够。我认为学者就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不能说我不关心，只是方式和角度的问题。像刘涌案，我也可能写些东西。不过我觉得在众口一词的时候，是需要冷静下来再思考的。我们对整个事情其实还很不了解。
--"做院长是个比较难的差事，我一直觉得自己不大有这方面的能力。"
记：能谈谈这几年当了院长后的感受么？特别是与原先只做学者相比，有了很多不一样的体会吧？
朱：做院长是个比较难的差事，我一直觉得自己不大有这方面的能力。学术上我是很自信的，而做行政工作，我觉得分析问题的能力是有的，但如何去贯彻落实，理顺人事关系，这一方面非常不足，缺乏想像力和创造力。可这种情况下又需要我做，那我就尽心尽力做吧。
现在一面做院长，一面做学术，确实比较苦。如果我做了院长以后，学术做的少了，那么在社会上就会有些不好的影响。之所以让我做院长，是因为这样外界会觉得北大让学者做了院长，尽管这个人并不一定老道、驯服，总爱讲些带刺的话，比较犟，但毕竟是一个学者在做院长，这会给北大带来某种光荣。如果我看不到这一点，真的把自己只看成一个院长而不同时是个学者，那恐怕不光是我自己工作做不好，人家看了也不像话。所以我始终还是保持去做一定量的学术，但确实比较困难。现在大致是利用两个假期，比如像去年暑假翻译了《无需法律的秩序》，而寒假则会抽时间写两三篇文章投出去，这样一年的工作量基本就能保证。再有就是在办公室里，没事的时候偷空会做一点，或者是业余时间，晚上做。非常苦。说实话比以前苦多了。
（记：听说您每天的睡眠时间非常少……）睡眠是永远不够的（笑）。但我觉得这是应当做的。--说实话，主要苦还是在于像行政事务上，由于不熟悉，经常拿不准，老是处理得不那么顺。再有就是遇到学生作弊，怎么处理？感到很痛苦。至于做学问本身，那是非常让我感到快乐的。另外我自己做学问，好像从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一些行政工作方面的功能，就是我做院长带头每年写这么多文章，教这么多课，对于普通教员就是一种以身作则。有效与否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
记：有很多人都说您做院长其实从个人学术发展的角度讲是可惜了，您怎么看？
朱：如果从自己的角度想想确实可惜。当初找我谈时，我就说，找个院长很容易，再找个朱苏力就很难了（笑）。那当然是非常自傲的话，但事实上确是如此。不过我也想过，其实一个人如果能改变一个法学院，那是更加了不得的事情。所以这要看你把自己定位在哪里。如果仅仅是为标新立异，突现自己，那很容易，是吧？但这并不是我的追求。
我向往的是一种理想主义。并不是像人家所讲，朱苏力是没有理想的。我其实是非常理想的，甚至说比别人还要理想。我就是想把北大法学院建成世界一流法学院，要出人才、出成果、出学派，在中国要能引领其他的法学院。对学生方面，你看我每年的讲话，为什么要那么讲，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要改变那种衙门气氛，让人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学者讲的话。尽管那也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让你们要努力要认真要好好学习，出去以后要有大志向之类，但是你必须要以学者的话，而不是官僚的话来讲。这些能做的我一定要做。我要让学生感觉到他们受到了一种特殊对待，毕业后他们能够觉得，我们院长的毕业致辞很不一样，能够记住一辈子，或者至少他们想起来会感到自豪。这实际上也在替北大做广告，因为许多学生看到这样的讲话后，觉得北大有这样的老师，就愿意到北大来。这就是创造学院的一个无形资产。我希望我们每个老师都能这样。你想，正因为兴良，因为卫方，还有我们许多老师，人家才会觉得我们是一个有许多优秀学者的法学院。
此文章共有4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查看高一飞的其他文章 本文关键词：法学家
收藏到法律网摘 讨论 打印 页顶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