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作为院长，您对法学院这两年的发展情况满意么？
朱：不满意，非常不满意。首先就是对自己不满意，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我自己的能力不够，天生就不是一个领导人。我只能做个学者，同别人平心静气地相待，--当然我也可以不饶人--，但是做领导者不能是这样的心态。从这个方面看很可能就是由于我而没有把法学院推向更大的前进。对于法学院的变化，我没有起多大的作用，实际上主要是前任院长吴志攀老师和院里的其他老师，包括去世的张建武老师，做了非常多的实在工作。我不是简单地想夸奖别人，事实如此。而且我在工作方面缺少想象力，对市场也不了解。
我觉得法学院需要重大的改革，包括正在进行的这种聘任制度的改革。这个改革恐怕确实不会马上有结果，但希望它能够坚持下去。学术上，教学上也要有变化，老师应当拿出更多的精力来教学。科研上，像我刚才说的，不能仅仅去凑热闹，刘涌案件一出来，报纸上让你去跟着一起说两句。北大人一定要标新立异，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这样才能成为中国的智库。要见微知著，从比较小的地方看出比较多的问题，而且是对中国的实际具有意义的问题。我们现在就缺少这样的智库。
有同学到英国后写信说英国的教学比较好。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都会扪心自问，感到比较惭愧。教学方面，我总希望自己能拿出最好的东西，也希望每个教员都能够做到这样，让我们的学生听完课之后，觉得对这个老师是真佩服。而我们现在并没有很多这样的老师。另外还有像财政上的问题，教员收入增加的问题。这些都让我惭愧的，我会感到没有给大家带来多少福利。当然，北大挣钱其实还是比较容易，但问题是，如果为了挣钱，学问不做了怎么办？学生怎么办？因此我采取了一个相对宽松政策，老师有比较多的时间去做研究。还有一些学术制度没有建立，比如像学术报告会，学术讨论会。教员自发组织的也不够，我们还缺少那种很强烈的学术氛围。
--"有理想的人才能守己，没有理想的人是不能守己的，只能随波逐流。"
记：对法学院的学生如何评价？
朱：应该说学生是非常优秀的，而且由于社会的变迁，现在学生完成的知识转型比我们老师来的要快。学生已经开始比较重视法律与社会实际的结合，相对的知识面可能比老师要宽。而且也比较务实，讨论问题不再是在概念、道德、法条的层面上。很多学生有能力把法条放在一边来讨论法条本身的问题。这就是法学院应该培养的能力。
如果说对学生不满意的话，那么最大的不满就是有一些学生考试作弊。这是不能让人原谅的错误。有些错误，比如打架，哪怕是为了恋爱，我都可以原谅你，因为年轻人就是容易打架。但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永远都是耻辱。诚实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根本。你今天考试作弊明天肯定贪污腐败。我们跟成克杰、慕绥新这些人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只错一步，你就被套进去。而且我觉得很多同学没有感觉到这个社会在变，仍然用熟人社会里的方法行事，觉得什么事只要求个情，流点眼泪，就可以摆平。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的社会，人家不可能了解你过去是什么样的人，只知道你做过这样那样的事。一旦出了这样的问题，你就把自己的前程毁了：哪个政府机关、律所、企业敢用你？如果你是十四五岁，说谎抄袭，可能表现了智慧的一面。但到二十岁，你不能把自己当个孩子，十八岁就是个坎儿了。我觉得这里是社会，而不光是法学院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有责任，比如有些老师可能习惯于迁就。而且很多学生做了这样的事情不觉得羞耻，会用种种的理由为自己辩护，包括用法律用程序，号称是"为权利而斗争"。我想我们把法律都用在这个地方，人家会说怎么法学院培养的是这种人。
记：最近法学院的毕业生好像就业情况不好，您怎么看？
朱：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其实前两年比起我们那时候也算不好。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点，好与不好其实都是相对的。当然现在的情况使得学生需要面对就业压力，面对寻找新的立足点的问题。但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可能还培养了能力。不见得顺利分配了工作就好，也有弊端，像我就不会推销自己，而你们则懂得自我推销。这也是一种训练。任何困难对人都是一种促进。如果我今天去找工作，我很难跟人家说"我需要一份工作"，张不开口，因为我们一生中都是自己做得好好的然后等着别人来找，这就失去了竞争能力。但你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不光是要在中国竞争，还要在世界竞争，我们的同学一定要有长远、宏大的眼光。中央去年夏天开会讨论中国的和平崛起问题，中国要走向世界，学生就一定要有开阔的眼界、国际性的视野。特别是我们北大的同学，要有一种精英意识。所谓精英意识不是说要高人一等，而是说，我要做大事情。不要觉得到了哪个律所，当个律助，挣个三五千块钱，就不错了。你们当中一定要出大的学者、政治家、外交家、企业家。这才是精英。不然要北大干什么？你们去参加律考未必考得过人家二三流学校的学生。
我们一定要有宏大的视野，眼高手低是不怕的，眼不高手永远不会高。但眼高的时候手里一定要同时在做事情。另外，我一直讲我从来不怕北大的同学没有理想。但应该是什么样的理想？说不好听的我觉得得有像布什那样的理想：世界得按美国的计划安排，按美国的利益设计。我们中国人实用主义不够，老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什么人权啊之类，--你必须得按照中国的利益，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未来发展的利益。没有这个，你肯定做不成大事。像我的"雄心大志"就太小了，我的愿望就是把法学院搞好，因为我们自己已经在这个位置上，年龄也到了。但你们不一样。所以不要觉得就业不好了就怎么样。
记：可您早先的一篇文章似乎认为北大法学教育的改革方向是美国式的职业教育？
朱：问题在于美国的律师不仅仅是一般的律师。在美国好的法学院出来的律师都是政治家，既有总体眼光，又懂具体技术。所以对我们北大法学院来说，这不是矛盾的。
我们请一些好律师来谈问题的时候，他们可能比法学院的教授谈的要好得多、深得多，他对问题看得很清楚，这个规则针对什么，要解决什么。这都不是仅仅死抠条文就能做到的。
记：看您的文章觉得有时透露出一种消极悲观的情绪，今天听您讲起来却十分理想化……
朱：不，那是自嘲（笑）。你们要宽容我这样没有理想的人。--其实正因为我是有理想的，所以我可以把自己的理想拿来嘲笑一下，这叫做"敢嘲笑哲学者方为真哲学家"。一个人的理想并不体现在他平常如何说，而在于他怎么做。我这样去做学问、这样去工作，能是没有理想的人么？我们得从行动上去看一个人。一个成天讲理想但什么都不做的人，绝对不会有理想。我写每篇文章，至少都要有些观点和别人不同，而且相当犀利，要是没有激情在内部，怎么推动我去这样写？我都已经到了这个位置上，我要混，求个名，不很容易么？我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我确实讲安分守己，但是做到"守己"就容易吗？有几个学者到了四十多岁当了教授博导之后还在继续写作？但你不写了就是不守己，我继续在写在做就叫守己。所以，有理想的人才能守己，没有理想的人是不能守己的，只能随波逐流。我想你们是在调侃的，是吧？我没想到会有人觉得我是一个很"灰"的人。其实我不可能很"灰"，我的心态很年轻。为什么我会去关心你们的问题，去看你们看的东西？我相信院里没有几个老师会去看《蓝色生死恋》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应该去了解年轻人。我写的文章你们都看到了，我相信中国法学界没有几个人再比我激情洋溢的了。文字分析的冷酷不等于作者内心的冷漠。所以，怎么样才能理解一个人？一定要透过表面，去思考那些存在于外表背后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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