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林祥冤案运用证据的六大误区　[www.dffy.com]

　　但口供的虚假不实的成份又比其它证据大，在国外为了保证口供的真实性，法律规定口供必须具有任意性，才有可采信。考虑到我国国情，口供必须具有相对任意性；同时以口供定案时，还必须有补强证据，不得以唯一的口供认定被告人有罪。
　　侦查机关在收集口供过程中，必须保证犯罪嫌疑人具有意志上的相对任意性，否则会造成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多次反复，影响证据的稳定性。据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复核佘林祥案件时，发现“他先后交代了四种不同的作案经过、五种杀妻动机。” 原因是公安人员对其长时间的刑讯逼供：“被捕后，被20多名警察分为2人一组轮番讯问，整整10天10夜，到最后，我面前所有的东西都出现了三四层重影，接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这还只是第一次，随后不久，我又被带到这里，和上次一样，我又被他们2人一组日日夜夜讯问了5天5夜。”
　　“捶楚之下，何求不得？”　正如佘祥林所言：“等我清醒后，我发现自己已经在一份份文件上画押，承认自己杀害了妻子。对笔供记录上的一些话，我都不敢相信是自己说过的。”　非法取证，大搞逼、供、信是本案运用证据的又一个误区，毛泽东同志把这种大搞逼、供、信的做法，称之为“法西斯”式的审问方式，并痛加鞭笞。　
　　六、认定证据环境不透明　
　　“佘家在收尸过程中，张在玉的亲朋好友都觉得死者是张在玉。但佘家人始终没有看到死者的真容，他们问派出所凭什么认定时，警察的回答是：这个不由你说了算，政府肯定没有错。”　佘林祥案也多次要求警方允许其确认尸体，或者让法医解剖尸体，都遭到了拒绝。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警方如何认定尸体，认定理由一律不向被告人说明，被告人的合理参与要求也被拒绝。整个刑事诉讼是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中运行。如果当时警方允许被告方适度的参与，允许佘林祥与尸体见面，基于夫妻多年的了解，他或许能指出一些尸体上的疑点，这对警方准确确认尸体的真正身份是有好处。整个认证程序封闭，拒绝被告人的合理参与，是本案运用证据中的另一误区。
　　我们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都重视司法程序的透明。毛主席在延安时就主张刑事诉讼程序要公开：我们永远不能秘密处决人，处决人一定要贴布告，说明判决死刑的原因。延安撤退的时候杀了一个反革命未贴布告，毛主席曾经再三追问。胡耀邦同志对这种关门办案、拒绝监督的做法非常反对，他说：“我们政法部门办任何工作，任何案子可不要搞神秘化，可不要关起来，不要怕泄密，没有多少秘密，一百案件可能只有一两个保密的，98%以上的案子没有秘密，可不要搞神秘化，可不要关起门来办案。”　
　　结束语：“腐败，司法腐败。如果那些掌管司法权力的人对党和政府，对人的生命，对法律足够负责的话，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佘林祥语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研究生　10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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