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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1月13日召开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作家周涛提出了一个“天才奇想”：将塔克拉玛干沙漠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土葬公墓。
“面积近34万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已经是自然界和地球版图上的‘大墓地’，然而，它不是一种蛮荒的无用，将它建成人类最大的土葬公墓，可谓物尽其用”，周涛说，“安葬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人将是有福的，因为这座公墓将实现人类伟大的终极关怀和‘死亡大同’。”
“这想法涉及沙漠问题，接近环境意识，又涉及葬仪，挑衅了复杂的文化问题和宗教问题”，艺术家陈丹青说。“死亡不残酷，面对死亡处理是残酷的经验，火葬是极度理性的选择，可是火葬对生者是什么感受？很多亲属目击尸体被塞进炉子焚烧，并终生铭记火化的景观。我没有资格反对火葬，但从美学和人性上我亲近土葬。”
事实上，我国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推行火葬，但往往是把遗体拉到火葬场火化以后回来再把骨灰装在棺材里埋掉。我们当初推行火葬的目的是为了节约土地和丧葬费用，可结果却变成这样一种荒唐的结局。“火葬的习惯也保存下来了，但土葬的习惯也保存下来，等于多了一道手续，先烧后埋，还不如像以前直接埋掉方便”作家莫言说。
推行火葬的结果颇有点儿象我们的反腐。反腐象火葬一样肯定是一种极度理性地选择，可反腐的结果却往往是“挖出一个贪官的成本可能是产生十个贪官”。这个说法儿也许有点儿夸张，但从一个贪官被“双规”到起诉、判刑直到入狱，这个过程要经过纪委、检察院、一、二审法院和看守所、监狱，其间贪官的家属为了达到逃避或减轻罪行的目的，四处托人打点是极为普遍的事。大把的银子花出去了，但鲜见有把送钱的贪官家属拒之门外的“清官”。
我们的反腐利剑四处挥舞，可贪官却似乎越反越多，层出不穷，一窝一窝地出，而且极别也越来越高，这是为什么？
笔者以为，我们的反腐不能仅仅停留在抓几个贪官的层面上，而是要考虑对权力的制约上。我们的腐败问题主要是一些官儿的权力过大而不被制约造成的。在行政长官负责制的幌子下，所有的“民主”都成了一言堂，所有的干部任用制度都成了领导一句话。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不产生腐败才是不正常的事。
如果我们所有的行政权力都能在法律的规制下受到约束而不是象某省司法厅那样一个厅长的面子就可以把我们国家的《行政诉讼法》变成废文，如果我们所有领导干部都能由人民群众公开选举，而不是象现在的人大选举那样走过场，如果我们的媒体舆论能够象《宪法》里所表达的那样充分自由地发表言论，而不是在重大“政治”活动前夕由有关部门作出种种限令，不许媒体说话，我们的腐败问题就会少得多，那些官儿们就不会只惟上而不唯百姓，因为他们的权力真正来自选民，他们的言行被有言论自由的千千万万个老百姓监督着，他们的行政行为更因为有法律的制约而不会过份彭胀。
这样一来，我们的社会将会因为少腐败而清净起来，监狱的囚犯也会少起来，少了犯罪人家属的悲泣与仇视，增加了社会的凝聚力，社会和谐而进步，这才是我们追求的极终目标。
偶看周涛先生关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奇想，笔者便对中国式的反腐作了上述过于“浪漫”的构思，权作笑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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