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话，对稳定矿工们的情绪起了极大的作用。”朱念群说。
宁保军接着给调度室拨打电话，汇报被困矿工的情况。
此刻，奋战在地面的救护人员，已成功将第一个透水口堵住，并将随后发现的第二个废弃井口也堵上了。但真正将透水口完全封死，是在一个整夜之后。从洛阳和三门峡调来的300名武警官兵，为此奋战了一个通宵。事后有人统计，在透水的巷道口共压了6000多个沙包。
井下的水位不再上涨，朱念群给大家打气：“上面已经成功把水控制住了，大家一定要坚持下来。”他说，他当时的唯一想法，就是一定要把69个人全部带出去。
电话带来的安慰
从电话恢复畅通的那一刻起，朱念群和吉先法便不停地接听着从井上打下来的电话。
当天下午4时，朱念群接到第一位领导、陕县副县长王玉山的电话，“放心，一定能救你们出来。你们一定要搞好团结，不要乱跑，保存体力。”
王玉山是带着重病，赶到支建煤矿承担起一线救援指挥任务的。接报前，王玉山因缺钾在郑州住院。
张建朝告诉记者，从赶到事故现场，王玉山就没有离开过，直到最后一名矿工被救上来，他才倒在地上，被抬着送上救护车。
7月29日下午4时10分，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打进电话，询问井下情况。晚11时30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打进电话，亲切慰问受困矿工。
徐光春在电话中说：“各项抢救措施都已经确定，要相信党和政府一定会把你们抢救出来！”
“领导们的电话让大伙有了精神。”朱念群说，情绪一度失控的矿工开始安静下来，大家知道，一场大营救正在上面展开。2米多宽、20余米长的平台上，69名矿工或躺或坐，默默地等待着。
另外一条生命线
7月29日晚上7时许，已经在平台上呆了11个小时的69名矿工感到憋得慌。朱念群向地面汇报了这一情况。已经赶到现场指挥营救的徐光春决定往下供氧。
事实上，早在朱念群提出送氧要求前，三门峡水工机械有限公司就已早早拉来了7车195瓶医用氧气。在决定送氧后，气瓶被搬往压风机房。晚上8时，工作人员切开压风管，接上三通管，开始输氧。6立方一瓶的氧，8至10分钟就输完了。
10分钟后，朱念群电话报告，大家呼吸顺畅多了。
晚上11时50分，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赶到现场。
“供氧有问题。下面有瓦斯，万一爆炸怎么办？”李毅中问。
“医用氧气不会引起爆炸，分解过，量小。”徐光春答。李毅中没有表态。
曾在指挥部参与救援工作的某机关人员事后描述，指挥部里坐着的数十人，谁也不敢吭声。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供氧被暂停，不到一会儿，井下报告69名矿工感到头晕。
供氧继续。
7月30日上午，矿工们感觉有点头晕、恶心。河南省副省长、救援指挥部总指挥史济春问卫生部门专家：“通了氧，为何还会这样？”专家说没氧表现为呼吸困难，氧多了，会出现眼睛外突、头晕症状，史济春要求调氧。
调氧后，矿工们的呼吸恢复正常。
最后的13米“生命通道”
核心提示
“出来一个了，出来一个了！”欢呼声迅速从任耀的身边向井巷的上方传去，几十名在场救援的矿工，都兴奋得忘记了疲劳和饥饿。
井下矿工喝上牛奶
24个多小时过去，69名矿工还没有进食，饥饿一阵阵地袭向他们。矿工们要求朱念群分配食物。17个馒头、2个烧饼和五六个鸡蛋。两个烧饼被水一泡，已经发霉。一个馒头四个人分，一个烧饼掰给两个人，鸡蛋给了生病的张群官和高群巷。
吃过这些东西后，大家还是感到渴和饿。班长吉先法向值班室打电话，请求井上想法输送营养液。
“太难办。”井上值班人员回答道。
“不是你们说行不行的问题，应该请示上级领导、有关专家一起来研究。”吉先法在电话里吼了起来。事后，他承认这是他在井下打得最激动的一个电话。
7月30日下午6时许，值班室回话，经指挥部研究，同意向井下输送牛奶。通过压尘管输送牛奶，成为继电话线和通风管之后的又一条生命线，对延续矿工们的生命起了重要作用。
7月30日晚上8时许，通风管流出了有油的脏水，几分钟后，白花花的牛奶从管道末端嘭地冲出，朱念群赶紧用毛巾捂住口子，牛奶从毛巾里滴落。其他人则有秩序地用矿帽盛牛奶，没有喝完的便储在保温桶、矿帽、矿灯罩里。
从7月30日到8月1日早晨6时，井上输送了三次牛奶共600多公斤，最后一次输送牛奶时，还向井下输送了稀面汤。“就算排水清淤的营救工作再费时，牛奶也保证了矿工们的基本生存需要。”史济春悬着的心暂时落了地。
井下救援一度中断
由史济春担任总指挥的救援指挥部，一开始就制定了“一堵、二排、三送”的抢险救灾方案，并成立了地面、井下和后勤三个小组。
7月30日上午，堵水工作基本完成。
“什么时候能够把巷道里的水排空？”被困矿工一趟趟地去看水位有没有下降的迹象。
然而，直到8月1日早晨，一切都没有任何变化。
69名矿工们不知道，在那一端，来自兄弟煤矿义马煤业集团的几百名矿工，已连续工作了几十个小时。44岁的千秋矿综二队矿工王耀超，20个小时只吃了一个馍。
王耀超被分配在设备组，更多的矿工则被分配在排水清淤组。义煤集团矿山救护大队副总工程师倪跃林接受《法制周报》记者采访时说，义煤集团成立了井下救援指挥部，并成立了三个工作小组，分别是排水清淤组、设备管理组和由救护队组成的救援组。
9月14日上午，在义煤集团宣传部的一间办公室里，倪跃林一边画着示意图，一边向记者讲述起抢险时的惊险场面。
7月29日下午3时左右，倪跃林带了一个10余人组成的先遣小分队来到现场进行勘察。具体情况被反馈到井下指挥部后，三个小组的协调运作迅速展开。
清淤小组被分成两个班，一个班工作10个小时，就这样，靠着50多名矿工的接力传递，积水坑道里的淤泥在一点点地往外运出。由于积水量过大，经过一天多的清淤工作，往前推进的速度并不明显。
就在这时，新情况出现了。
7月30日凌晨3时许，指挥部通知，地面有强降雨，河水流量明显加大。考虑到矿井附近地质复杂，可能威胁井下救援人员安全，指挥部决定，井下救援人员全部撤出。
救援工作暂停2小时。
但救援人员却没有因为危险而放弃努力，7月30日凌晨5时20分左右，清淤工作恢复。已经连续工作20多个小时的清淤组成员，又用肩扛手提的方式，一点点地往井口运送泥巴。
义煤集团宣传部副部长杨晓东在事后写的一份汇报材料中，记载了这样一些动人的细节：“（清淤队员）在不足一米高的巷道内作业，只能跪着或趴着，铁锨施展不开，只能用手扒；突击队长张广有患有腰椎间盘突出，一直只能弯着腰干活；掘进队工人朱铁岭，在作业中一颗门牙被磕掉，直到升井后自己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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