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种子带来的风波　[www.dffy.com]

　　当记者来到南京两优培九种业有限公司时，几位种农代表早已在门口等候。记者跟随他们上了二楼，看见昏暗的过道里横七竖八地躺坐着十几个种农，他们身上裹着棉衣和薄薄的被子，显然是在这条过道里过了夜。这些种农从建湖县来到省城已经有十几天了，而他们与南京两优培九种业有限公司因专利种子产生的纠纷依然没得到解决。
　　　　　　　　　　高产承诺引来种农垂青
　　2002年开始，吉新耘、陆仕海等建湖种农以55元/亩的价格购买了南京两优培九种业有限公司的两优培九水稻品种的普通许可专利权，而南京两优培九种业有限公司是两优培九制种的依托单位和种子质量认定单位，专利发明人之一邹江石就是该公司的总经理。所谓普通许可就是购买方仅拥有制种生产中使用该专利方法，但不得自行使用或向其他方许诺销售以及销售两优培九种子。
　　在两优培九的专利说明书中，发明者对该品种的优点进行了阐述，包括质量、抗性和推广性等。在制种方面，发明者认为该品种利于制种，并保证如果应用该发明技术，每亩制种产量大于200公斤，且纯度在98%以上。在南京两优培九公司许诺的较高收购价格（合格种子8.4元/公斤）下，种农认为制种是有利可图的。
　　　　　　　　　　产量每况愈下种农寒心
　　2002年开始，吉新耘等人以32元/公斤的价格将母本种子买回后，在双方指定的大丰县境内的上海农场、海丰农场等地种植，种植面积从数百亩到几千亩不等。令吉新耘等人失望的是，2004年以来制种产量一直没有达到专利说明书中承诺的大于200公斤/亩。据一位种农统计，2004年他种植两优培九13800亩，均产135公斤/亩；2005年种植15320亩，均产112.5公斤/亩；2006年种植14602亩，均产更是下降到50公斤/亩。以2006年为例，种农平均每亩投入1350元，而产出却只有400元/亩（全部是合格种子的情况下），每亩亏损近千元。而同在上海农场的李文成选择了别的品牌——隆平高科的亲本，制种产量高达223公斤/亩。在采访中，吉新耘告诉记者：“当初我们提出购买隆平高科母本种子的要求，但两优培九公司却只提供华茂高科的亲本种子。”
　　在这种情况下，种农对两优培九产生了怀疑，他们提出，制种产量的连续下降并非偶然，也不能用气候原因来解释，因为在同样的土地上隆平高科却有很高的产量。在种植过程中，种农发现两优培九只能在相当局限的温度范围内才能有高产，一旦出现高温低温就会产量大幅下滑。但在苏北的气候环境下，这种长期恒定温度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而且两优培九对于黑粉病这种常见水稻疾病的抵抗能力很差。此外，种农还反映当初发现南京两优培九公司提供的2006年用种父本9311无标识，2006年用种母本竟然还是2004年4月份的包装。据此，种农认为南京两优培九公司隐瞒了专利缺陷，并提供低劣种子，导致种农损失惨重。对于父本无标识问题，吉新耘回忆道：双方曾经交涉过，公司总经理邹江石是这样回答的，“这父本是我们公司生产的，你们还不放心吗？”
　　　　　　　　　　一纸鉴定带来巨额损失
　　产量每况愈下，已经让种农们头疼不已，但导致种农近600万元损失并引发种农集体来宁交涉的直接原因却是“南鉴”（江苏省种子管理部门对种子样本的海南鉴定）结果中的“大青棵”事件。
　　2005年4月20日，种农与两优培九公司签订了当年的制种技术专利许可与种子收购合同，与往年不同的是，合同中多了一项条款：大青棵达到或超过“南鉴”被鉴定总苗数的0.1‰的种子按不合格种子处理（合格种子收购价为8.4元/公斤，不合格的为3.36元/公斤）。2006年3月29日，“南鉴”结果出来，吉新耘等人产出种子的大青棵率均超过1‰，种农对结果中鉴定出的“大青棵”提出了质疑。而根据合同：对“南鉴”结果存在异议的两优培九种子，必须经“课题组”对所交付的该种子的封样进行正季大田种植鉴定后认定全部达标、或者甲方销售后经用种农户正季大田种植无异议的方可兑付。种农向两优培九公司提出了异议，要求复鉴，公司以“‘南鉴’是权威的鉴定机构”为由拒绝了，并提出，如果种农不按期与公司结账，公司则不考虑调整价格，仅按3.36元/公斤的收购价收购种子。种农考虑到目前生活的窘迫和新一年的种子即将投入种植，万般无奈，同意了新的价格约定：根据大青棵的多少给出3.36元/公斤—10.4元/公斤不等的价格。
　　　　　　　　　　复鉴无果种农欲哭无泪
　　事后种农依然没有放弃要求复鉴，他们书面联名给省种子站打了报告。2006年6月21日，省农林厅给出了答复（苏农便[2006>27号文件），文件中明确表态：同意双方共同委托对保留的封存样品进行省内正季纯度种植鉴定，或由双方共同委托国内其他权威部门进行鉴定。但至今两优培九公司仍不同意复鉴。在此期间，种农依据“南鉴”报告编号，拣所谓“大青棵”最多的样包，在建湖县庆丰镇种子场进行同步大田种植（正季种植），均未出现大青棵现象。
　　记者就此事来到两优培九公司，公司委托了一名徐姓律师接待了记者。当记者问到该公司为何不同意复鉴时，徐律师回答：“‘南鉴’是江苏省最权威的鉴定机构，种农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要求复鉴，而且出现大青棵并不是我们公司提供的亲本种子造成的，所以无需鉴定，这个责任应由种农承担。”对于“公司为何不按合同履行复鉴”的疑问，徐律师则避而不答。另外，徐律师还强调：公司的父本是有标识的。但当记者要求提供种子标识时，徐律师则以“标识是随种子走”为由拒绝了。
　　南京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下来，种农们的心也冷透了，因为两优培九公司依然以冷漠的态度面对他们希望复鉴的请求。事实上即使复鉴，根据合同，“课题组”的首席专家也将是两优培九公司总经理邹江石。
　　“不管事情最后怎样解决，我再也不想种地了。”吉新耘低着头轻轻地说。农业是国家的基础产业，而三农问题也早已提上日程，但为何农民的一些最基本保障却依然得不到应有重视，这的确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

　　查看徐寿泉　郝思怡的其他文章　本文关键词：农业

收藏到法律网摘　讨论　打印　页顶　关闭

你的位置：首页 >> 法治新闻 >> 财经 >> 正文　　　　　　　　　　　　　　　　双击自动滚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