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万元能“买断”一切吗？　[www.dffy.com]

　　一个人承受痛苦的能力有多大？这得问张家港市金港镇的李凤珍。从肉体到精神，她承受双重痛苦快十年了。
　　十年里，她同情过主刀医生，理解过就诊医院，也相信过一些人和事，但痛苦却是与日俱增。
　　胆囊炎是什么疑难杂症？这也得问李凤珍。因为这胆囊炎几乎成为她终结生命的绝症。
　　开过一刀后，她去过张家港，到过上海，也完成了手术后的第二刀和第三刀，但病情却每况愈下。
　　为了弄清事情原委，记者于2006年11月、12月三次赶赴张家港采访调查。
　　　　　　　　　　　　近乎要命的一刀
　　1997年7月14日，李凤珍因胆结石发炎，到当地后塍中心卫生院做胆囊切除手术。手术由该院专家唐国兴副院长主刀，是为第一刀。
　　术后第三天，李凤珍右上腹剧痛，引流处溢出大量胆汁。该院遂请来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专家会诊，并于7月20日行第二次剖腹手术，查找胆漏原因。但经8个小时的观察，没有找到胆漏原因。第二刀宣告失败。
　　二次手术后的第二天，李凤珍被送往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检查，初诊为胆道损伤。因连续两刀身体虚弱，李凤珍只好返回后塍卫生院保养。
　　同年10月15日，李凤珍被再次送至上海东方肝胆医院。该院入院检查为：右上腹见腹直肌手术愈合切口迹，右肋处引流管一根，每日引出胆汁500－600ml，肝功能异常。确诊李凤珍为：二级高位胆管损伤，两次摄片证实肝门部胆管狭窄、中断。
　　11月21日，在全麻加连续硬膜外麻醉下，该院对李凤珍进行剖腹，行肝总管侧吻合术，术中于左右肝管及汇合处置“Y”型内支撑管。支撑管每日胆汁量在400－500ml。
　　手术是短暂的，但李凤珍及其丈夫叶国良所受的痛楚却是苦海无涯。
　　到12月2日出院，李凤珍已在医院度过了138天，体重由59公斤减至45公斤，身体极度虚弱，还伴有疼痛，苦不堪言。
　　1998年7月中旬，后塍卫生院为李凤珍拔管，同时也卸下了挂在她身上长达一年之久的引流袋。
　　拔管后，因身体太虚，李凤珍一直在家休养。没想到，身体尚未恢复，后遗症又接踵而至。
　　2000年10月，李凤珍开始出现怕油腻、恶心、胃胀等症状。经市一院检查，李凤珍系肝内胆管扩张、胆管近端扩张形成结石，并引起肝炎。住院10多天，病症不能根除。
　　从此以后，李凤珍反复出现上述症状，就靠服用胆通、利胆、护肝药片等来支撑，日复一日与病榻为伴。
　　除了李凤珍，痛苦了十年的还有叶国良。从第一刀开始，叶国良就陷入了精神苦难的无尽深渊。
　　根据电话中的约定，在后塍与港下合并的金港镇的街头，记者一眼便认出了这个苦命的汉子。因为长期的精神压抑，叶国良一脸倦容，初见时的一丝讪笑都能挤出滴滴酸楚。
　　对凤珍，我是有愧的。我相信了两位院长的话，并和他们私了，但如今，他们的承诺已然成了泡影，而我也就成了“东郭先生”！我哪能知道会有这样的后遗症呢？
　　原来，手术失败后，他与医院达成了协议，一次性解决纠纷。但协议背后的故事，却是耐人寻味。
　　　　　　　　　　　　耐人寻味的协议
　　1999年，在求医无法根治的情况下，叶国良开始着手为李凤珍，也为自己的家庭讨个公道。
　　在街头朋友所开的店铺里，叶国良含泪向记者诉说了那一段屈辱的索赔历史。
　　我首先想到的是通过法律途径。镇上和市里的一些法律工作者告诉我，让医院赔偿个一二十万应该没问题。
　　但很快，医院蒋院长通过我们村的“村长”（村主任）找上门来。蒋院长叫我不要起诉，帮帮他的忙，大家交个朋友。总之，都是一些不会让病人吃亏的好话。
　　再说那个主刀的唐副院长也多次托人来恳求。说如果起诉，他的前途难保。还说，大家交个朋友，院长不同意的不足部分由他来赔。
　　在村长的协调下，我只好向院方提出10万元的赔偿，不包括后遗症。
　　后来，在镇政府许镇长的主持下，我无奈地与医院签下了一次性补偿6.5万元的协议书。
　　但是，我没想到，医院居然不讲诚信，否认对我的承诺。
　　我找唐副院长催讨不足部分（3.5万元）时，他却说5万元不足由他贴补。问他5万元标准从何而来，他说是医院内部商量的标准，还反问我他为医院工作为什么要私人赔钱。
　　找到蒋院长，他承认他的承诺，但他已经不在这家医院，让我直接找医院新领导商量。找到新院长，他根本不认账。
　　当时医院贴补6.5万元，看似不少，其实连病人的误工费都不够，更谈不上营养费、护理费、继续治疗费等，况且病人还承担了医药费的40%即13200元。
　　病人由于手术反复摧残而致身体虚弱，加上后遗症间隔出现需要治疗，至今病休在家，这些损失由谁来承担？
　　由于两位院长当时的承诺已成泡影，我不得不向医院讨要公道，以医疗事故鉴定为准。
　　自2001年开始，我跑卫生局不知道多少次了，医政科的人都说事情已经了结，一纸协议已成定局，无法鉴定和协调补偿，只能表示同情，并劝我自认倒霉。
　　2006年5月30日，我去镇政府找分管卫生的朱副镇长。他看了材料，诚恳地说要问一下当时的情况才能回话。6月12日，我再去镇政府，朱副镇长当着我的面直接打电话给我们村原来的村长陈跃兴，证实当时和医院谈赔偿的情况。他说要同医院院长商量一下，再给我答复。6月30日，朱副镇长告诉我院长不同意调解，叫我不要再跑了。再找社会调解中心，他们也叫我不要跑了。
　　想要起诉，又都说已经过了时效，真是有苦难言、有冤难诉啊！
　　根据叶国良的诉说，记者先后采访了唐副院长和朱副镇长。
　　唐副院长首先承认手术是失败的。他说，我们以积极的姿态与病人家属沟通，并作出了最大限度的补偿，应该说事情已经解决了。协议说得很清楚，一次性处理了。他叶国良怎么好向我个人要钱呢？有证据证明10万元不足部分由我补偿吗？李凤珍目前的情况不能称为后遗症，而是手术并发症，这很正常。
　　同样，面对记者的询问，朱副镇长表现出来的也是一种遗憾。他说，他同情病人，但无能为力。
　　“事情太复杂，处理方式、方法应当规范有效。我也问过陈跃兴，说情况好转了是要补偿的，我愿意调解，但我有后顾之忧。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引导他们合理解决，而不是用权力去解决。”
　　　　　　　　　　　　多方评说“买断”协议
　　1999年11月29日，在镇长许进才的见证下，叶国良与医院签订了协议书。
　　该协议主要内容为：甲方（医院）鉴于乙方（病员李凤珍）在甲方行第一次手术，胆囊切除术出现手术并发症，因乙方家庭经济困难，经双方协商，甲方出于同情，一次性给予补偿乙方6.5万元。今后与甲方无任何纠葛，甲方也不负任何责任。
　　采访过程中，就这一份协议，医院、镇政府、卫生局等单位一致认为合法有效，对双方都是有约束力的。
　　但更多的人是持否定意见的。
　　省人民医院一位医生告诉记者，这份协议看似双方自愿，实则不然。医院对问题手术的后果心知肚明，但病人家属却是不甚明了。再说，失败的手术又怎么能叫并发症呢？
　　江苏中盟律师事务所洪灵律师认为，病人及其家属的知情权受到限制，直接影响表现为对协议的签订产生重大误解，造成合法权益受到伤害。病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协议，或认定协议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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