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保管合同还是借用合同关系　[www.dffy.com]

　　一、案情

　　原告邓某与被告丁某系同村村民，二人在上海某花木市场各自租赁摊位经营花木，经常从家中合用运输车辆装运花木去上海，或一方数量较少的，另一方则帮助顺带。2005年3月10日晚，被告丁某在家装运花木时，原告邓某骑摩托车赶到丁家，请丁某顺带几棵树木去上海，原告也乘该车共同前往。临行前，原告邓某欲将所骑摩托车放至丁家，丁某及丈夫刘某同意，并让原告将摩托车停放在一楼堂屋内，原告将车放好后，锁好摩托车龙头锁，将钥匙带走，后丁某将家中的门窗关锁好，与原告邓某一同乘车去上海（丁家小孩在外上学，休息天偶尔回家，丁某夫妇去上海后，家中正常无人）。3月17日，丁某丈夫刘某从上海回家装运花木，发现摩托车不在家中，但在次日返回后未及时告知原告摩托车失窃的事实，3月20日被告女儿打电话告诉原告寄存在被告家的摩托车不见了，原告立即从上海返回如皋向公安机关报案，公案机关已立案侦查，由于现场无任何毁损痕迹，加之被告未能及时报案，导致丧失最佳侦破时机，该案至今未能破获。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丁某返还保管物摩托车或折价赔偿。

　　二、分歧

　　本案的处理存在两种不同观点：

　　一种意见认为，保管意味着准许存放，但是准予存放却不一定就是保管关系。本案的原告意思表示很清楚，就是借用被告具有一定安全性的场地，而被告的意思也很明确，同意放置，所以应属借用合同关系。被告丁某对存放物有不得动用、毁损的不作为义务，而不负有代为保管的积极义务。然而因借用的场地在被告的控制之下，所以丁某除了负担提供场地的合同义务之外，还应对放置的财物负有附带看护的责任，但这种责任并不是基于保管合同的保管义务，而是基于借用场所合同产生的附随义务。也就是因为这一点才容易将其误认为是保管合同。

　　另一种意见认为，原告虽然没有直接要求被告保管物品，但其要求放置物品的行为本身，就蕴含着保管的意思，而被告同意存放的行为，也就是答应保管，否则没有被告保管所带来的安全性，原告就不会把物品放在被告家中。故此，本案应该属于保管合同关系。

　　三、评析

　　不同的定性将导致被告承担不同的责任，保管合同加重了被告的责任，不符合民间互助行为的特性，也不利于鼓励相互照顾、互助的善良风俗。

　　关于合同的性质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6）16号司法解释的规定，其依据是合同的内容。合同的内容是双方当事人一致的意思表示，所以对本案合同性质的认定，必须考察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首先，从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内容来看，因原告要同去去上海，将摩托车借用被告的房屋，只是借房存放，而不是提出保管的要求，即意思表示主要是借用被告家的房间。其次，从原告在作出借用房间意思表示时，其选择的相对方来看，原告必须考虑相对方的条件有三点：其一是相对人拥有的场所需能存放；其二是与相对人有一定的交情，对方应该能给其便利；其三是场所需具有一定的安全性。场地如果不具备安全性，原告就不会选择该地点存放车辆，但是该场所的安全性应该是来自场所的本身特征，如坚固性、封闭性，非公众性等，而不是来自他人的专门保管行为。当然存放场所内或者附近有人居住也是其安全性大小的一个因素。再次，从被告丁某承诺内容来看，也仅是同意存放，而没有说是替原告保管。况且，这种借用场所存放物品的行为，在日常生活中相当普遍，例如同住一栋楼房，一家允许另一家在其车库内存放车辆，显然借用人只是看中车库本身的安全性，而不是期望车库所有人的保管行为。最后，摩托车的存放交付情况来看，交付时，被告同意原告将摩托车放于自家房间，完全符合借用的特征，若是保管至少被告应该在场交付。

　　从上述四点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原告意思表示的侧重点是请求给与存放，而不是侧重于保管，其只是寄安全希望于房屋的自身封闭性安全，并不是期冀被告的保管行为，且原告亦明知被告家中无人，无法予以保管。保管就意味着准予存放，但却不能从给予存放而直接推出就是同意保管，所以笔者的认为双方当事人真实、一致的意思表示应该是借用场所存放物品，而不是保管财物的协议，所以本案应该属于借用合同关系。

　　综上分析，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

　　查看顾雪红的其他文章　本文关键词：保管

收藏到法律网摘　讨论　打印　页顶　关闭

你的位置：首页 >> 司法实践 >> 案例 >> 正文　　　　　　　　　　　　　　　　双击自动滚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