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地下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故事　[www.dffy.com]

　　千年之交的美国注定要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竟然难产在佛罗里达州的区区几百张选票上。
　　象驴两党闹得不可开交，官司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最后，九名大法官以5比4一票之差作出了不利于候选人戈尔的判决，一槌子定音，决定了总统宝座的归属。
　　对隔岸观火，远距离欣赏一出不用付费的大选悲喜剧的中国观众而言，难以理解的是最终由最高法院来定夺解决问题的政治纠纷解决模式。在一个法治传统缺乏的社会中，国人无法理解的是美国的法院和法官何来如此的权力：竟然连作为全体公务员的领袖和三军总司令的美国总统和喋喋不休吹毛求疵的国会议员们都对法院的判决哑口无言拱手称是，它背后的权力支撑是什么？
　　的确，在当今世界各国，似乎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法院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有如此的赫赫威势和话语霸权。美国行政当局对最高法院头痛不已，学者出身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 1913－1921年任职）就曾抱怨：自从美利坚立国之后，联邦最高法院在不间断地开着制宪会议，因为他们掌握着宪法的解释权。
　　美国人对于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是如此景仰，以至几乎所有学法律的人都认为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法律人的职业巅峰而终生孜孜以求，只不过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定额只有九名，且是终身制，比当选美国总统还要难。
　　对此，美国总统威廉·塔夫托（William H. Taft，1909－1913年任职）最为感同身受。此公一生的梦想是当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但却阴差阳错先当上了美国总统。为了实现人生终极梦想，总统任内，他合法地利用职便打破常规：提名年老体衰的大法官爱德华·怀特出任首席大法官，为自己退休后出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铺平道路。1921年怀特去世后，苦候多年的塔夫托如愿以偿，成为联邦最高法院的掌门人（1921－1930年任职），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既当过总统又作过首席大法官的美国政治家。
　　有一次记者问及老先生总统宝座与大法官席位两者间哪一把交椅更让他向往时，老先生不屑地回答：废话，当然是后者。足见“一流的人才当法官，二流的人才当总统”此话并不是空穴来风或随便说说。
　　被称为“镇国之柱”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如此八面威风的。正相反，与代表立法权的国会和代表行政权的白宫相比，同作为国家权力三驾马车的司法权从立国之初就显得有些弱势和先天不足：国会可以制定法律，弹劾总统；总统手下不仅有着大批公务员，还号令三军将士枪杆子。
　　而法院呢？除了几位装备轻武器的司法警察勉强可以称之为武装力量外，都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而且大部分都是些年近花甲甚至已逾古稀的老古董。
　　1787年制宪会议的时候，美国联邦宪的设计者们意识到必须让司法权有足够的独立性以对抗和约束立法权及行政权,以免大独裁者或独裁政体的产生，这一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思路就是“三权分立”。
　　在独立战争中与乔治·华盛顿一起浴血奋战过并出任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财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引用哲学家孟德斯鸠的话说：“如司法和立法、行政不分离，则自由将毫无保障。”因此，确保司法权的真正独立，并从制度建构上而不是停留在理论上保证法官们只有法律这一上司和上帝，免受其它权力的干涉或影响，这是个大问题。
　　三权分立，以权制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司法权从一开始在三种权力的角逐中就敬陪末座，处于弱势地位，这一不争的事实从许多细节性的东西就可略见一斑。
　　首先是出生日，西方封建采邑制度采取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度，也就是说凡事要赶早，长得帅不如生得早。虽然当时封建制度已经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但数千年传统文化所所积淀的价值观和潜意识并不是朝夕中所能更新的。
　　当然毫无实质性意义，但在出生伊始，国家权力的三套马车上的三匹野马就暗地里在成立日期上较上了劲：老大立法权，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在1789年4月1日和6日成立；老二行政权，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在4月30日宣誓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而老三司法权却一直拖延到9月24日才姗姗宣告成立联邦最高法院。
　　其次是办公地点，代表着行政权力中心的白宫时至今日以建筑师的角度而言仍然是一幢雍容华贵的豪宅。并肩而立的参众两院的办公大楼睥睨不可一世，而代表司法权的最高法院却从成立之始就是一幅穷酸样。19世纪初，美国在哥伦比亚特区建立国家权力中心时，国会在分配财政预算时压根儿没有考虑给联邦最高法院盖个办公楼，只在国会大厦的地下室给它留一间配有几张简陋办公桌的房间。以至当时有人这样描绘最高法院的窘境：“一个陌生人，在国会大厦黑暗的通道上转上一个星期，恐怕也无法找到这个管理着美利坚共和国司法机构的偏僻角落”。
　　将最高法院压在自己的屁股之下，也不知是出于无意，还是国会某些猪仔议员对于司法权的故意贬低和羞辱。
　　联邦最高法院的地位是如此寒碜，丝毫不能给人以荣誉感，以至于第一批由总统任命的6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中，有一人迟迟拒不履任，一人断然拒绝任命，最后，就连第一位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John Jay, 1789-1795年任职）在干了六年之后也撂挑子甩手不干，回家乡纽约当州长去了。临走时，他写信给当时的约翰·亚当斯总统（John Adams, 1796－1800任职）抱怨说： “在一种有着巨大缺陷的制度下，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缺乏必不可少的活力、份量和尊严。”
　　号称美国司法大总管的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席位对于优秀人才的诱惑力连一个州长都不如，足见司法权在当时落魄寒碜的悲惨境地。
　　但许多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却仍如磐石般守卫着他们的信仰和职责，因为他们坚信，权力并不来源权贵者的施舍或分配，而是来自于人民的委托，司法权存在的终极意义就是为人民看守正义和自由，它在宪政设计中的功能如同权力的最后一根缰绳，套住随时可能发作的立法权和行政权这两匹烈马血液中自我膨胀和自行其是的野性。国会地下室的阴暗和潮湿，锈蚀的只能是废铜烂铁，吹尽黄沙始见金，只要是真金，终有见天日的时候。
　　机会终于来了。
　　1800年，又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这次大选把联邦党人（后来的民主党）的总统亚当斯给涮下去了，选上了反联邦党人（后来的共和党）的领袖托马斯·杰弗逊。在政权交接的紧要当儿，发生了一件“突击提拔”的事：即将移交总统权杖的亚当斯在其卸任之前一口气任命了42名法官，由于国会同样控制在联邦党人的手中，总统的任命书很快被通过。
　　按照法律的要义，法无明文禁止是为允许。联邦党人来这一手固然有些钻法律空子任人唯亲的味道，却也无可非议，等到新总统到任，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既成事实了。
　　反联邦党人虽然在竞选中赢得了总统席位，但在国会中仍然处于弱势，套用一句政治俚语，就是托马斯·杰弗逊是位“跛鸭总统”，也就是一条腿走路。如果再放任联邦党人利用最后一班车的机会往司法机构中填塞同党的话，新总统上任，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合起来与总统对着干，制肘多多，总统如何施政？
　　联邦党人自以为得计，但他们却忘记了新总统也不是省油的灯。托玛斯·杰斐逊是北美独立战争时那篇不朽檄文《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同时也是美国宪政制度的主要设计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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