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削除所有形式的对妇女歧视的国际公约》第11条第一部分规定：“公约要求妇女有自由选择职业和工作的权利”。后来为实施该公约而设立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CEDAW）确认说：自愿卖淫包括在 “自由选择”的范围之内。这样，联合国文件以妇女工作选择自由权的形式第一次确性交易是一种基本人权。]
近年来，国内学者主张成人间性交易合法化的越来越多，但是他们的理由都是建立在地下性交易危害严重，使其合法化有利于改善性工作者的生存条件、防止性病、防止由性产业带来的相关犯罪等方面。
如李银河认为应该提倡卖淫的非罪化，根治对性工作者犯罪“是把政策理顺，比较好的办法，是卖淫的非罪化，才能使得这些人有合法的身份，她才能够保障她们的人生安全，保障她们基本的生存条件，让她们需要谋生的技巧，才能最终消灭卖淫，如果一味打击，把她们抓起来只能造成现在的情况。”（李银河，实行卖淫非罪化 根治对性工作者犯罪，http://news.sohu.com/20050829/n226812812.shtml，2005年08月29日。）而著名学者皇甫平（周瑞金）则认为，“普遍对“性产业”制订行规进行规范，以设置 “红灯区”的办法，把它从地下转到地上来，限制范围，严加管理，严把性工作者健康关，杜绝性病流行。还成立有专门工会组织，为性工作者开展维权活动和社会保护，等等。（皇甫平：地下"性产业"需要阳光管理， http://www.dzshb.com/2006-03/23/content_5280863.htm，2006-03-23，大众生活报。）
但是，成人间性交易合法化的来源却不在于“两害相争取其轻 ”，而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人权：
第一，成人之间的性交易源于身体自由权利。任何人都有性的选择权，在尊重他人的人身自由、保护儿童权利等前提下，有权结婚、不婚、离婚以及建立其他负责任的性结合之可能性，是否存在金钱，是身体自由的一部分，是自己对身体进行处置的方式。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第三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大会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第十七条“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加以任意或非法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非法攻击。”两个条款中的身体权和隐私权当然包括人们以何种方式自由进行性结合的权利。这两个联合国人权公约没有直接提到性自由结合的权利，但是由于他是一种具有概括性的文件，从其人身自由自由权的规定中可以派生出这一权利。
1999年8月23-27日，世界性学会（world association for sexuality）在中国香港召开了第14次世界性学会议（14th world congress of sexology ）。会上通过了《性权宣言》 (declaration of sexual rights)。认为“性（sexuality）是每个人人格之组成部分，其充分发展端赖于人类基本需要—诸如接触欲、亲密感、情感表达、欢愉快乐、温柔体贴与情恋意爱—之满足，通过个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而构建。性的充分发展为个人、人际和社会健康幸福所必需。性权乃普世人权，以全人类固有之自由、尊严与平等为基础。鉴于健康乃基本人权，故而性健康亦为基本之人权。为确保人与社会发展健康之性，所有社会必须尽其所能以承认、促进、尊重与维护下列性权利。性健康乃承认、尊重与实施这些性权的环境所生之结果。”该《宣言》第7条规定了“性自由结合权”。“该权意味着结婚、不婚、离婚以及建立其他负责任的性结合之可能性。 ”（赵合俊：《性权与人权——从 <性权宣言>说起》，在《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春季号，第97页。）
其实，早在1985年，性工作者国际人权委员会（ICPR）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发表的《世界性工作者人权宪章》就指出：“应当将各种由他们自行决定的成人性交易非罪化。”“发展教育项目帮助公众了解：嫖娼者在性交易现象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这一点总的来说被忽视。但是，嫖娼，象卖淫一样，也不应当犯罪化和受到道德的遣责。”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hores. Seattle: Seal Press, 1989. (p.40) ）该宪章不仅从规范的角度指出不应当将成人之间性交易行为犯罪化，而且认为卖淫嫖娼不应当“受到道德的遣责”。也就是说，性交易合法化的原因不在于法律的宽容与没有犯罪化的必要性，而在于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政府应当尊重天赋的个人自由予以保护。
第二，除非政府和社会保证在没有性交易的条件下使每一个人获得性快乐的权利，否则不能禁止性交易。在中国香港举行第14次世界性学会议通过的《性权宣言》对性权利作了较为详尽地列举，包括性自由权、性自治权、性完整权、性身体安全权、性私权、性公平权、性快乐权、性表达权、性自由结合权、自由负责之生育选择权、以科学调查为基础之性资讯权、全面性教育权、性保健权等13种性权利，获取性快乐是人的本性。它是与生俱来的，就象人为什么有性欲一样不需要证明。
社会大多数人能够通过卖淫嫖娼这种性交易以外的方式获得性的快乐，但是始终有一部分人由于多种原因无法通过婚姻、恋爱等通常方式获得性的快乐。在这些原因中，最重要而又最有说服力的一条是人口性别比例失调。国际上长期观察的结果显示，在未受到干预的自然生育状态下，出生人口性别比介于103至107之间，联合国1955年设定的正常值在102至107之间。
而我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4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结果报告，零岁组的人口性别比为121.18。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程度比较严重、持续时间比较长的国家。我国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和2000年五次人口普查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是 104.9、103.8、108.5、111.3和116.9，从1982年以来有明显偏高势头，并有继续攀升的迹象。如果以107为合理范围的最高限，2000年全国只有西藏(102.7)、新疆(106.1)和贵州(107.0)在正常界域，其余都超过了标准，其中有7个省超过了120.0，海南和广东高达 135.6和130.3。(穆光宗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研究，21世纪经济报道，2006.4.10)
事实上，政府和社会只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口性别比例失调，而不能完全削除这种情况一，所以只少有一个绝对数量很大的人口会因为性别比例失调而无法通过婚姻、恋爱等通常方式得到性的机会，更不要说充分而有个性的性的快乐。每一个人性快乐的方式会不一样，但是如果一个社会让一部分人绝对不能得到性快乐，这是残忍而不人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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