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作敏：一个“封建庄园主”的悲情　[www.dffy.com]

　　禹作敏走了，他身上带有浓烈的法律虚无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悲剧色彩，因两宗命案和组织暴力抗法，他最终走上了穷途末路；而在他率领下的大邱庄的坎坷起伏，对有着5000余年农业传统又继续探索前行的中国农村来说，其意义却极其重大。

　　

　　大邱庄的崛起

　　1976年前后，大邱庄还是一个村民们食不果腹的“讨饭村”。全村有600多户人家、2000多人口，人均收入仅167元。 “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是当时流传甚广的民谣。而到禹作敏由大红大紫跌入“深渊”，也即大邱庄集体经济达到“巅峰”的时候，它已然是一个名副其实并有一定国际影响的“中国第一村”了。国外某大报曾有过如下报道，说：“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0倍。”

　　澳凯工厂是禹作敏的第一桶金。这是他作为大队书记，顶着“挖社会主义墙脚，抢国有企业饭碗，搞资本主义”的压力而办起来的。随后，也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大邱庄的集体经济，就以近乎原子裂变的速度暴长，一年好过一年。到了1992年，一个澳凯裂变成拥有50家企业的津美、万全、津海和尧舜等四大集团公司，产值从 10 万元猛增至41亿元。村民们的福利待遇则达到了包括房、车和医疗等在内的一共14项之多。

　　禹作敏的落马

　　作为一个在盐碱地里长大，仅有3年私塾文化，当过马车夫、大队会计和大队长的北方农民，禹作敏的所作所为及其所创造的辉煌业绩，确实不能不令人叹服。虽然，他带领群众一步步地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但他自己却一直过着一种俭朴的个人生活，只喝面汤不喝酒，所乘坐的奔驰500以及别墅，都是集体的财产。因此，禹作敏在大邱庄人的心目中有着极其沉重的份量。

　　但是，禹作敏一直以极左加法盲式的方法来实施他的统治。随着经济实力的壮大，他雇用了很多保安来管理全村的事务，甚至私设公堂。谁只要被发现犯了错误，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但真正直接扳倒禹作敏的，是两桩人命案：一为1990年之“刘玉田案”，一为1993年之“危福和案”。而致命的导火索是“危福和案”。

　　1992年冬天，万全公司经理病故，查账时发现可能有贪污行为，于是大邱庄派4人审查该公司业务员危福和。危福和被非法拘禁，后又被暴力殴打致死。对这一命案，禹作敏不仅包庇犯罪嫌疑人，还公然跟国家执法机关对抗。1993年1月，检察部门派出6名人员到大邱庄取证，不想却被非法拘留13小时，其间还不给任何饮食。当检察院对四名疑犯发出拘传令时，前来执行公务的公安干警又被大邱庄设卡拒于门外。

　　事态由此恶化。2月18日凌晨，天津有关方面动用400名全副武装的武警封锁了通往大邱庄的所有通道。禹作敏命令全村一百多个工厂的工人全部罢工，上万本村及外村的农民手持棍棒和钢管把守小村的各个路口，与武警全面对峙，并声称“一旦警察进村，就要全力拼搏”。禹本人则以退为进，向外界宣布暂时辞职。如此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整整相持了三天三夜，禹作敏已经身陷法律的雷区而不能自拔。后经再三交涉，禹作敏才勉强同意武警进入。警察对大邱庄进行了搜查，禹作敏作伪证说，疑犯已经全数外逃，而事实上，其中几人一直藏在村里。

　　1993年4月15日，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厅给静海县县委书记崔士光发去明传电报：“高德占（天津市委书记）同志于今日下午2时30分在一所一号（即迎宾馆一号）邀禹作敏同志谈话，请通知禹作敏同志，并请你一同参加。”据称，接到静海县委送达的通知后，禹作敏思忖再三，于忐忑、怀疑中无奈前往。据了解，当时与禹作敏同去天津迎宾馆的，除却崔士光外，尚有禹作敏最为信赖的贴身保镖史明生，以及3名骨干村民，分别为李向军、朱振凤、杨会阁。一去，禹作敏束手就擒。在前后经过38次传讯后，禹作敏最终被捕入狱。

　　

　　悲情式离世

　　1999年，天津市和平区睦南道122号，被判入狱20年且最终获得保外就医照顾的禹作敏，刚刚从天津武警医院被转运至此时日未久，时年69岁。斯时，其身形枯槁，面容憔悴，抑郁、焦虑、困顿之态溢于言表，相较6年前的谈笑风生、威风八面，实已判若两人。

　　当这位曾叱咤中国农村改革风云数十载的瘦削老人，于当年10月2日深夜大剂量吞食安眠药，并于次日凌晨一时许客死天津天和医院之际，举国上下正大张旗鼓地开展建国50周年的盛大庆典。尽管天和医院周围的马路上排满了自发前来凭吊者的车辆，但孤寂清冷的氛围依旧令人感慨万千。家道中败的禹氏家族对于再度来袭的痛楚，显然已缺乏理性承纳的坚强神经，他们提出，要“接书记回家”。嗣后，天津市委、天津市政法委集体研究决定，驳回禹作敏家属提出的关于迎接尸体回大邱庄的请求。10月5日，禹作敏尸体在天津火化。

　　时至今日，改革开放踏入第三十个年头，在过去的这段艰难曲折、步履维艰的改革岁月里，大量的理论家、实践家为国家的痛苦转型乃至繁荣富强，尝试做出抑或已经做出了巨大努力。在各种问题复杂纠结而尖锐难解的广大农村，推进改革步伐难度之大，教化群众改变观念任务之重，是显而易见的。正因此，禹作敏于静海县大邱庄主倡的改革实践，可以说是是近代中国农村发展史上绕不过去的研究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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