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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五月花号上载的是中国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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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dffy.com 2008-7-28 19:48:07 作者：黄鸣鹤 来源：东方法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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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将释疑的目光投向了历史学。
我很快找到了答案。
欧洲文明渊源于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这两种文明的社会形态虽然只处于奴隶社会阶段，但古希腊的城邦制、罗马的元老院和公民大会，都有着很好的市民自治的传统。
但随着蛮族的入侵和罗马帝国的崩溃，中世纪的欧洲也随着沦陷在封建王权和宗教的精神桎梏双重铁幕之下。
王权以封建等级制度和君主极权制建立了自己的金字塔统治，而宗教法庭对于异端的思想更是举起了大棒。且不说哥白尼和布鲁诺，在中世纪，仅西班牙一地，被宗教法庭冠以女巫之名烧死的妇女就有数万名之众，罪名是晚上骑着扫帚在空中飞来飞去，而且大部分案件都有证人出庭作证。
人们在痛苦之中寻找着答案，这也是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风起云涌的内在动因。
多年的战乱，文明仅余废墟，但思想却随着典籍保存下来。也正是这种被封建王权和宗教法庭恐惧着并以异端的名义加以戕杀的东西，在旧大陆找不到生存的土壤，随着一群旧秩序的异端们在新大陆找到了重生。
中国人呢？
览遍中国历史书的每一个角落，上古时代尧、舜、禹的禅让于贤的胸襟虽然令中国的史学家们始终津津乐道，但这毕竟只存在于社会生产力极其落后，部落的人们必须依靠群体合作才能活下去的生存压力状态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领袖的权力不断增值，私欲也随之膨胀，这也就是大禹的儿子夏启在其父死后断然毁灭传统而携权力为自有的原因。
我长期思考而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国政治传统中，即使是在诸侯争霸、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也没有一个哪怕是小国家采取民主城邦制的方式来管理国家，甚至连民众自治的基础理论都没有。
民众自治制度在中国土地上理论和实践的长期缺失，是中国法制土壤贫脊薄弱的初始原因。
同时，中国国家地理位置上的相对封闭性也影响了中国通过外交往从其它文明中学习这一经验。
事实上，地理的封闭性只是一种遁词。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无论是丝绸之路还是玄奘西行，无论是张骞出西域还是郑和下西洋，对外的经济文化交流一直没有中断过。
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华文明中自大自恋的文化基因造成了中国人以天朝大国自命的封闭式心态，从而影响了中国人对域外文明的容纳和学习。这种自恋情结，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后，国家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时，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中，仍有着相当大的市场，或者说在今天的中国都依稀可见其身影。
当年的当权者和士大夫，将中国之外的所有国家视为四方蛮夷，而将中华文明视为正统和天道，宁愿抱着故纸堆寻找考据注解以证明自己的正统与清高，也不愿去解读并学习敌人的长处，以期“师夷长技以制夷”。
一种封闭而自大的文明决不可能产生不断自我超越的变异基因，也注定其走向衰亡的必然命运。同样，一个固步自封的民族最后的悲壮，其最结的结局，无非也是以义和团式的狂野冲锋，来证明自己不值钱的勇敢而已。
从这个意义而言，也注定了如果1620年的“五月花号”上载的是中国人的话，在看到海岸线的时候，他们决计是不可能停下来去订立那样的一份契约。
第三个假设命题是：如果“五月花号”上载的是现在的中国人呢？此文章共有2页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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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富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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