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中存有“讯问”程序？　[www.dffy.com]

　夜来无事闲翻书。
　　读杨立新的《审讯轶事》（载《法学家茶座》第七辑101——109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文章开宗明义，审讯分为讯问和询问。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对被告人的审讯，叫做讯问，是审讯的意思，对证人的审问，叫做询问。这样的确分开了对被告人和证人审讯的不同。在民事审判工作中，对当事人的审讯叫做讯问，对其他当事人和证人的审讯叫做询问。
　　“在民事审判工作中，对当事人的审讯叫做讯问”，这是文章中我（指杨立新老师）“先后作了25年的法官和检察官工作，在很长时间里的工作都与审讯离不开”后的总结。愚笨如我者生也晚，法律知识更少，但也添列为法律人十五年了，搞民事审判近十年了（可惜没有从事过刑事审判），当然与杨立新先生不可同日而语，好在这是个平等的社会，这一切都不影响我批评杨先生的观点：杨立新先生此处理解有误！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开庭审理前，书记员应当查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是否到庭，宣布法庭纪律。开庭审理时，由审判长核对当事人，宣布案由，宣布审判人员、书记员名单，告知当事人有关的诉讼权利义务，询问当事人是否提出回避申请。可见，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规定的是询问程序。可以说，查遍民事诉讼法典和相关司法解释，对民事诉讼当事人并无“讯问”而全部为“询问”。
　　至于其解释，很简单，因为民事诉讼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法院作为居中裁判者调处的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刑事诉讼中的敌我矛盾。这是两个词的法律区别，无需我细解，因为只要法律人当然比我理解得深。
　　其实，这点问题也只能称得上大师的一点小失误。
　　整篇文章中杨先生讲了五个审讯的故事，正如先生文章所言，“我是司法机关中的一个资格不老但也不轻的法官、检察官。在审讯中遇到了很多的趣事和轶事，讲出来，备不住就会引起大家一乐，或许还能够引起一些思索。这就够了。”但我读了这些“趣事和轶事”，并没有什么“一乐”，反而是“忧愁”涌上心头，以至于深夜难眠，不得不下床写出我对大师的异议之辞，我认为杨先生的文章“还很不够”。
　　杨先生文章说，他经历的最长的一次审讯，是在一个县里审讯一个流氓团伙。那是在1983年的“严打”之中。那是一个非常时期，一切都不按照常规办案。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以下几个案例作者写的都是发生在此严打期间，“一切都不按照常规办案”之时，否则无从解释文中“有一天接到了领导指令，要到县里审理这个流氓团伙的案件。我和检察院的同志和法院的书记员一起乘汽车到了县里。到了审理案件的地方（也就是县公安局的看守所），已经是晚上7：30，吃了一点东西，到了审讯室。大家坐好后，就开始了审讯。这个团伙案件，被起诉的被告人一共18人。我们在审讯室一个一个的审讯，直到第二天的早晨，太阳已经出来了，我们的审讯也结束了。这一个晚上，整整审讯了12个小时，审讯了18名被告人”这一严重违反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现象。
　　但就是持这样的理解，也让人不能理解“还有一次，也是审讯了一夜。院长一见到我，就说一个县法院的干部用抢打死了人，引起群众反感，聚在法院要说法。安顿了群众，我就赶到了看守所，对我们的这位审判干部进行审讯。在审讯室里，公安的、检察院的、法院的，聚着二十几个人。因为我是中级法院的副院长，又是主管刑事审判的负责人，因此，审讯就由我来主审。我从头开始，一点一点地审了起来。时间过得很快，到了2点多以后，一屋子的人绝大多数都睡着了，只有我和书记员在审讯。也是直到早晨，天也亮了，审讯也结束了。大家也都精神了，我就赶回机关汇报”这一事实。
　　严打期间，吾因为年龄尚小，自然对法律不太了解，但无论如何，我是知道那时公检法三家职能是分开的，而且这时《刑事诉讼法》（79）已实施了四年多，对下属法院干部的犯罪，能由自己法院的院长来“审讯”（此处不是审判，其实就是审判也不妥）？这不是法院代行了侦查职权？
　　对这一时期的事，我听一到同事讲过一件类似的事。我原来供职的法院有一位法警犯了那种不太光彩的事，被公安机关刑拘了。于是法院院长派一位副院长在公安局“打听消息”，时至深夜，副院长回报“招了”，院长一拍手，“保不住了”。这当然如杨先生文章中所讲事例一样有当时重口供的原因。但必须指出，我们的法院副院长只是在公安局打听消息，而“不是审讯就由他来主审”，其实这位副院长连见这人一面的机会都没有，只是人家公安机关审讯完了，让他进了审讯室，他才见了那位法警，问“是你做的？”那人一点头，就完了。难道仅仅因为杨先生是中院的副院长就享受了特别待遇？
　　据说83年严打期间的错案率相当高（我印象中有些资料，可能数字和比例惊人，可惜，书到用时方恨少，现在没能找到，希望有先知同行告知），从杨先生的几个案例看，说明确实“那是一个非常时期，一切都不按照常规办案。”
　　这也说明我们当前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的重要性。看着这些案例，我心里一点也“不乐”，由于程序不严谨，可能产生多少冤假错案呀！
　　在杨先生文章提到其对一个杀夫妇女的讯问（上引书107页），“嫌疑人提到了审讯室”，这又是杨先生的一处笔误。众口周知，在79年刑事诉讼法中，都是使用被告人这一概念的，有的用“人犯”，但绝无嫌疑人之说。
　　俗话说，笑话人不如人。我是读着杨先生的侵权法而成长为法律人的，不是自夸我对侵权法也有一定的研究，这得益于先生的教诲。我的书桌上就有杨先生的好几部大作，但我仍愿意向杨先生请教上述几点疑问。
　　我但愿也虚心接受杨先生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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