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悠悠　[www.dffy.com]

　　从连云港坐上卧铺汽车，颠簸了20多个小时，终于到了北京。那一年北京的冬天奇冷，尽管如此，平生第一次到首都的喜悦还是冲淡了满身的寒意。第二天早上5点多种，天还没有亮，我就起来了。实际上，不起床实在不行。我住的是一家工厂的招待所，住宿费很便宜，房间干净、整洁，我暗自庆幸捡了个便宜，可睡到上半夜，暖气就停了，房间里气温马上就降下去了。裹着一床薄被，哆嗦着身子，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清这家招待所为什么半夜“停气”。
　　站在前门楼子前，我不停地跳着，跺着脚，想暖和一点。这样跳着，跺着，天慢慢就亮了。各种旅游车开始轰鸣，一个个导游操着流利的京片子，四处拉客。这个说：“北京一日游，我这儿最便宜。”哪个嚷：“坐我们的车，进口大巴，保您舒服着那。”我左顾右盼实在闹不明白究竟该上那辆车，就在这时，我发现不远处有一男一女两个青年，手里拿着车票，我忙走过去，搭讪着问“嗨！你们去那儿？”两人只是笑着，就是不说话，我急了，抓过他们手里的车票，是中旅北京一日游的票，我也买这票，我一边在心里拿定了主意，一边把票递给他们：“不好意思”。这时，两人嘀咕了几句，“日语”，我恍然大悟，这是两个“小日本”。那男的就用英语自我介绍：“先生，你愿意和我们一起旅游吗？我们需要你的关照。”我忙大度地说：“OK！”不过，我在心里暗暗思忖：“自己不是里通外国吧。”
　　上车后，我便操着“洋泾浜”英语和这两位东瀛男女攀谈起来。男的叫清水升，个子不高，一脸憨笑，他是东京大学专业一年级学生。女的叫清水浩，23岁，大阪一家银行的职员，他俩是在从神户到大连的船上相识的，遂结伴而游。说话间，清水升掏出一个小本子给我看，每页上都分别用中文、日文、英语写有一句话，如第一页是：我叫清水升，我是日本人，需要你的帮助。第二页是：请帮我找一家便宜的旅馆，内容颇多，设想的问题都想到了，最后一页是：我要上厕所，请告诉我厕所在那里。我笑着对清水升说：“你烦不烦呀！你不是学汉语的吗？为什么不直接说汉语呢？”清水升涨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我汉语不行，实在不好意思。”我忙鼓励他：“说两句听听”。清水升就认真地说了几句，我对清水升这位大学汉语专业一年级学生的评价是：口语水平相当于中国两三岁幼儿。我还是表现出诚恳的样子：“你的汉语水平不错，可以大胆讲。”“整（真）的”。清水升的眼睛亮了起来，我点点头：“整（真）的”。
　　清水浩不太爱说话，眼睛细细的，脸上净是雀斑和粉刺，给人的感觉是“很日本”的一个女孩。清水浩汉语一句也不会讲，讲英语像唱歌，慢慢说加上打势，基本上可以弄懂她的意思。一路上，她老是抱怨自己的工资低，到北京玩十来天，钱就花完了。我好奇地问：“你每个月多少工资呀？”她愁眉苦脸地说：“才20万日元。”20万日元可是近1万元人民币呀，我有点不解：“在北京十来天要不了这么多钱的。”清水洁辩解说：“你们中国人花不了这么多，可我是外国人，比你们贵，住宿要住涉外宾馆，我在日本国内旅游，可以住很便宜的小旅馆的，在中国不行。”听完清水浩的一席话，我不禁同情起他们了。于是，在接下来的购买门票行动中，我总是一个人买3张票，检票的时候，他俩走在前面不吱声，检票员查票的时候，他俩就用手向后指，这时，我就高举着3张票：“票在这里”。进去以后，我们三人就一齐哈哈大笑起来。
　　说老实话，我对日本人没什么好印象，总觉得他们欠中国人太多，可似乎又觉得与眼前的清水升和清水浩无关，帐至少应该算在他们的父辈或祖辈。可中午吃饭时的一件事，使我对日本人内涵又多了一层理解。中饭是在长城脚下的一个停车场饭店吃的，中国人5元一份，外国人10元一份，分排成两个队，各自购买。我们还是如法泡制，清水升和清水浩各自给我5元外汇券，我到中国人的窗口处买了三分，一人一份。饭菜很糟，一个大盘子里装着几根青菜，几块肥肉，外加冻得硬梆梆的一团米饭，令人难以下咽。我端着盘子，把青菜吞了下去，拨拉了几下米饭，实在不想吃，暗骂饭店太黑。此时，饭厅里的中国人操着各种方言诅咒这家饭店，不时可以听到几句“国骂”。我回头看了一下清水剩和清水浩，只见他俩吃得很香，一会儿，青菜、肥肉就下了肚，米饭又冷又硬，他们就用桌上的暖瓶倒点开水，再用筷子把米饭捣开，连水带饭很快就吃完了。在这一瞬间，我仿佛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更为自己和同胞们把饭倒进了垃圾桶而羞愧，更看到了日本青年人的另一面，这样的民族是值得人尊敬的，这样民族也是可怕的。
　　车子回到京城，已是华灯初放。我匆匆地与他俩告别，清水升没有说话，只是紧握着我的手，清水浩浅浅地一笑：“汪君，欢迎您有机会来大阪”。“有机会一定去”。我一边应允着，一边想：“恐怕这是很遥远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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