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穷人多读书　[www.dffy.com]

知道郑振铎，是想起初中时课本里有篇《猫》的文章，时间久了，还有点印象，这就是宽以待人，要有容人之量；想买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丛书的《郑振铎小说精品》，是因为这本原价24块3角的书售价只要3折。于是赶紧买下。现在读书人穷呵，买本书动辄几十块钱，而一天也就赚个几十块，不思量一下不行。
　　其中《书之幸运》特别让人一读难忘，原来郑老也曾为买书而愁。
　　小说《猫》写的是三次养猫的经历，透过主人对三只猫不同态度的描写，读者领悟到：生活中偶然发生的小事件，可以让人们看到自身精神上的脆弱、缺陷及由此带来的精神内伤。这种对人性弱点的揭示，或许是《猫》要诉诸世人的一点小感触吧。小说写第一只猫病死了，第二只猫亡失了，而这两只都得到“我”和三妹的喜爱。第三只是只忧郁的弃猫，得不到如前两只猫一般的宠幸。后来这猫被诬咬死了鸟，遭到“我”的棒打。等“我”知道猫是无辜的时候，这可怜的猫却死在邻家屋脊上了。正是这第三只猫的不幸遭遇，促使“我”反观自身思想感情上的弱点：主观臆断，脆弱多变，多疑易怒。这里虽然也反映了“我”善良的一面（棒打猫也是出于对鸟的爱），但更多地让人看到“我”的弱处—— “我”难以摆脱的精神负担。
　　如果说猫给人启迪的话，《书之幸运》就是让人深思。文章写的是一对夫妇仲清与宛眉家庭生活中的磕磕碰碰，小吵小闹。“风波”是由丈夫埋怨妻子因打牌而荒了家务，冷落了自己，妻子则不赞成丈夫过分买书引发的。文章里写到的嗜书如命的知识分子仲清，就明显的是他和妻子生活的写照。陈福康在《郑振铎传》中提到：“他平生最钟情的，莫过于书。如果没有书，他将不知如何生活下去”，他“最不赞成妻子经常去打麻将牌，甚至在所写的小说里也批评过”。因此可以说，这些小说是“作者把曾经与自己关系最切近，而当时都是相隔最遥远的一部分人生经验，通过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
　　郑振铎毕生以藏书家、作家、学者的身份知名于世，郑氏藏书近十万册，1958年他不幸去世后，全部献给了北京图书馆。它们虽然曾经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幸福与快乐，可是，他的“书癖”还是给其妻子高君箴增添了不少的烦恼。郑尔康在《郑振铎读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9年1月版）中为其短篇小说《书之幸运》写的“说明”中写道：“这正和后来成为大藏书家的作者本身的生活是十分吻合的，作者一生爱书成‘癖’，常常倾其囊中所有或是欠债来购买他所喜爱的古书，常因妻子的不理解而夫妻失和，作者也为此而深感苦恼。”正因为如此，我们对郑家的另一个家庭节日—— “螃蟹节”，不妨可理解为郑振铎先生对夫妻感情的一种补偿了。高君箴“嗜蟹如命”，于是每年一度的螃蟹季节，郑家便如逢盛典，约持续半月左右，大家戏称之为“螃蟹节”。可郑振铎自己却“从不食蟹”，他“总是处处无微不至，照拂呵护着他的‘娇妻’”（《又是“菊黄蟹肥”时》），是否带着感情补偿的阴影呢?为了让妻子能吃到每只半斤左右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他偶尔也会带妻子去四马路（今福州路）上的一家酒楼。每当此时，他往往把妻子安排好后，便一人去附近一带的旧书店去闲逛，有人认为是不失藏书家的本色呵（我倒更怀疑是先生之钱不足以两人共享）！可是，高君箴能否理解藏书家的心事呢?高君箴系“商务”元老高梦旦的女儿，可谓出身书香之家，她与郑振铎新婚之始，伉俪还合作出版了翻译的童话集《天鹅》。可后来她沉迷于麻将，家庭常因双方的“书癖”与“牌癖”而时起风波。这在郑振铎以此为素材创作的短篇小说《风波》中有所反映。看来，做一个藏书家真的不容易。
　　读郑先生的《书之幸运》，再知先生的掌故，真让我等爱书之小人物（当然不能与大家相比）感慨不已，何时读书不再是奢侈之爱好，何时我等穷读书人不再为购书而犯愁？
　　何时？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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