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四个月后，我已经离开了s部，有一天在《南方周末》的头版看到这位戚某人的大名，原来他已经被抓起来了，在任海南省某市委书记的时候，共贪污受贿1500万元，相当于那个贫困市一年财政收入的1/4。八年前一位县级干部贪污受贿这么多钱，是创纪录的。可这些年来，官员贪污受贿的纪录一次次被打破，比运动员破纪录容易多了，今天看来这已经算不了什么。这位老戚受贿赂非常有个性，把银行卡号告诉人，让人直接往里面打钱，而且密码是七个“七”，此乃他的吉祥号。虽然他腰缠千万，可过得很简朴，甚至有些抠门。当年当市委书记到海口办事时，吃的是盒饭。老妈病了，兄弟问他要钱治疗，他和老婆哭穷。最搞笑的是，升任监狱局局长时，当地官吏乡绅设宴送行，他酒后对大家说，我现在去管监狱了，以后你们要去看望我就去监狱吧。----不幸言中。
这位老兄是怎样出事的呢？原因是他违背了潜规则。在调任新职前，他收了别人的几万元，答应安排工作，可到了新单位，这事没办下去，违反道上的规矩，被人告发了。真是活该！我认为看道德是否沦丧，不要看高尚的雷锋叔叔是否还存在，而是看非道德人士的道德感。而今贪官无道、强盗无道、妓女亦无道。在明清时代，贿赂和受贿都温情脉脉的，官员遵循一条不成文规定，收了银子若办不成事，钱一定会退还。而强盗拦路抢劫也有规矩，如《水浒传》的菜园子张青所说的那样，有三不抢：流配的犯人不抢，过往的僧侣不抢，冲州撞府卖笑为生的妓女不抢。而现在有专门抢小姐的团伙。至于青楼文化，堕落得更厉害，唐代的杜牧能“十年一觉扬州梦”，宋代的柳永，“且把浮名，换成浅斟低唱。”是因为那时候青楼的人普遍受过职业训练，能出来一些如杜十娘、柳如是这样的人，现在一个农村丫头，刚刚把脚上的泥巴洗干净，第二天就去色情场所，干那“一二三，就买单”的勾当。
《欣闻国家部委首次在行政许可案件中败诉》从《行政许可法》实施后我国首例涉及国家部委的行政许可案，在北京一中院作出一审判决。南京知识律师事务所告赢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这条短短的消息谈起，借用学者曲力秋写在《中国政治学》上的一句话作为答案：“当一介草民与握有强大权力的政府部门对簿公堂时，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正渐行渐近”，足见作者之功力。
《由卿桃的“省三好学生”称号被换想到的》、《学生何以不愿回母校》和《中学生评选“大学排行榜”，多此一举!》从另一种角度批评了现行的教育制度，一改传统文章的说教风。
《由过年想到领导们的“讲话稿”》，作者指出，领导同志开会念他人代写的讲稿的负面影响却不言而喻。其一，损害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在群众眼里，当领导的如果连自己说的话都让别人给提供，其水平和能力又从何谈起？与随别人动作起舞的木偶何异？与在导演下演戏的蹩脚演员何异？其二，助长大话套话满天飞。秘书代写的稿子也好，基层单位提供的稿子也好，尽管角度可能有些不同，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大话套话和“过年”的话占很大比重。这种话虽然说起来很顺口，但却很难使听众入耳入脑，甚至很容易引起反感。尤其是基层单位提供的讲稿，往往塞进很多粉饰自己单位政绩的“私货”。作为上级领导，不讲吧，从情面上很难说得过去；讲吧，那些言过其实的褒奖之辞又往往令群众倒胃口。其三，为文山会海推波助澜。多年来，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对文山会海的泛滥啧有烦言。中央对此也三令五申予以制止，但在有的地方却依然我行我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没有引起重视，仍然习惯于以召开会议、制造声势和大轰大嗡的方式来领导和推动工作。既然领导干部热衷于有请必到，逢会必讲，那么下头也就乐此不疲了。这样，便造成了文山会海现象的有增无减和形式主义的盛行，其结果是不但无助于推动工作，反而劳民伤财。
领导的讲话稿由他人代写，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领导者个人的懒汉思想。领导到基层视察也好，参加会议和发表讲话也好，所涉及的一般是自己所分管范围的工作。既然是自己分管的那摊子事情儿，需要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强调什么，都应该在进行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明确思路。平时不深入基层，不注意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两眼一抹黑，到时候就只好临时抱佛脚，专捡那些说了不多，不说不少的大话和套话来应付差事。除了懒汉思想外，还有一个“架子”问题。在官场上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不仅是其它渠道晋身仕途的，即使是许多由“秘书”等“笔杆子”提拔起来的领导干部，一戴上那顶乌纱帽，立马就不能自己动笔了。仿佛不给秘书找点事情做心里就不舒服，仿佛离开讲稿就连话也说不利落了。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架子”放不下来：有架子就要端，有谱就要摆，否则，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位卑未敢忘忧国》部分收入了作者对国际关系的一些思考。《布什总统的眼泪》、《布什访华是对中国的施舍和恩赐吗？》、《陈水扁何以如此爱美？》、《倒萨，关于反战与挺战的几个疑问》、《何不婉拒布什访华？》、《美对台战略由模糊变清晰，我们怎么办？》、《我们该如何回应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我能坦然面对烈士的在天之灵吗？》、《小布什失言乎？实言乎？》、《血的教训，能否使美国统治集团迷途知返？》、《由郭喜翠讨“说法”产生的四个想法》、《又到清明，请领导带头祭扫革命烈士墓》、《在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背后》和《台湾人民用选票教训陈水扁》等，因本人对这些东西没有太多研究，只能学习而不能评论了，作者身处小城心忧天下的情怀由此历历可见。
在敬畏生命这一部分，主要体现了作者作为一名医界人士的思索。
《面对舍生忘死的医务人员，媒体是否需要反思？》，作者认为，作为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烈性传染病，“非典”是对人类全体成员生命的巨大威胁。在“非典”的袭击面前，你，我，还有他，已经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而医务人员正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人类抗击这一瘟疫筑成了第一道防线。此时此刻，那些把医务人员视为“另类”甚至瘟疫的人，与鲁迅笔下吃人血馒头的华老栓和那些在杀人现场发出傻笑的麻木看客何异？人心之冷漠，竟至于此！不仅仅是冷漠。已故作家王小波引用过费孝通的一句话，大意是说，中国社会里有所谓“差序格局”，与自己关系近的就关心，关系远的就不关心或者少关心。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待医务人员的冷漠所折射出的，是面对“非典”威胁的一种“典型”心态--麻木！可以设想，如果把“非典”真正视为对自己和亲人的现实性威胁，如果真正意识到失去医务人员的“屏障”后他们将完全失去抗击“非典”进攻的能力，他们还会把本来是最可爱的人视为最可怕的人吗？他们还这样心安理得地--尽管可能是无意地--做出令医务人员寒心的事情吗？人心的冷漠，也是“非典”孳生的土壤；人心的麻木，为“非典”的猖獗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密码处方”之我见》作者认为：一：如果不涉及知识产权问题，医院采用“密码处方”是不应该的；二、“密码处方”的根源在于目前医疗卫生机构的补偿机制不健全，医院的做法当属无奈之举；三、新闻媒体报道医疗事件要尽量做到全面和公正。让人读后深思。
《法律，该如何捍卫生的权利和死的尊严？》是个安乐死的问题，作为一名法律职业人，我也认为这真是个难题。作者认为，对人类成员来说，最可宝贵的当属生命。生与死作为个体生命的起点和终点，概括了生命的全部过程。作为规范社会生活秩序的法律，既应当维护人生的权利，同时也应当维护人死的尊严，对人来说，维护其死的尊严和生的权利同等重要，二者不能偏废。而恰恰在死的问题上，通过安乐死问题进一步暴露了我国法律的盲点。安乐死作为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社会兴起的事物，体现出人类越来越关注临终关怀，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由于它涉及到医学、伦理学、法学等诸多领域，我国学术界对其存在较大争议。特别是上海首例安乐死案件进一步说明，通过健全法律来解决安乐死问题，已经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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