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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劲竹──读崔敏先生新著《求真集》感言

http://www.dffy.com 2006-8-30 18:48:00 作者:毛立新 来源:东方法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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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敏先生的新著《求真集──我的治学之路》近日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因在先生名下攻读博士,有幸在成书之前先读为快。作为在先生门下授业的学生,应该说我对先生是颇为熟悉的了。但看了这本总结先生人生经历与治学经验的新著,还是受到太多的震撼。于是,便很想写一些文字,评介一下先生的人品与学问。

  其实,了解先生并不太难,那新著封面上的凌风劲竹,便是先生人品的标志。先生原籍太原,本非产竹之地,但先生却一生爱竹极深。其书斋名曰“劲竹书屋”,其专著常以翠竹装帧,外出游览亦爱在竹林驻足。与先生有过接触者都知道,其爱竹绝非附庸风雅,而是托竹明志。先生痴于竹,已达物我两化之境。观其为人、治学、处世、性情,无不透着竹之劲节、清峻和幽远。

  劲节其人

  走进先生的书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幅笔法迥劲的《座右铭》:“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不贪图安逸享受,不追求名利地位,不趋炎附势,不人云亦云,待人以诚,治学以精,追求真理不随波逐流,独立思考不盲目信从。愿学青松劲竹,永葆亮节清风。”

  此铭文是先生所撰,字却别有来历。那是在1998年7月,先生赴云南进行毒品犯罪课题调研,一日,来到风景秀美的丽江市黑龙潭公园。看到一位残疾人开的书画店,店主人为纳西族的和志刚先生。因儿时不慎触了高压电,其双臂被截除,但他身残志不残,刻苦锻炼,曾得过残疾人运动会的长跑冠军。进入中年后改学书画,练就了用嘴叨着毛笔竟能“写”出一笔好字。先生钦佩这位残疾者的毅力,遂请和氏“口书”了这幅《座右铭》。回京后,将其悬于书桌上方,用以自警自勉、砥节砺行。那时,先生已是天命之年。

  先生一生坎坷,几经磨难。在那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先生所在的中央政法干校发生了一起罕见的冤案:时间任该校政治部副主任苏枚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因苏枚是康生老婆曹轶欧的亲妹妹,康生竟毫无根据地宣布“苏枚是被阶级敌人谋杀的”,下令:“破案、抓凶手、揪坏人,中央政法干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要围绕这个案件进行!”。由于康生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位高权重,他的一句话,就使学校的一百余人挨整受难。先生时年三是岁,刚刚进入“而立之年”,竟被诬为“杀人凶手”的嫌疑对象,从此蒙受了十年不白之冤,险些丢了性命。直至粉碎“四人帮”并揭露了大党阀康生的罪行后,中央政法干校这一冤案才于1978年底彻底平反。十分难得的是,十年煎熬,千磨万劫,先生却始终未向恶势力低头,从没放弃过对信念与良知的坚守。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先生紧跟思想解放的步伐,以不惑之年介入理论界与法学界的争鸣与探讨。起步虽晚,但起点很高,第一篇论文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此后,在20多年里竟有250余篇论文、10余部专著问世(包括主持三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成果),可谓大器晚成,硕果累累。为此,先生付出了多大的心血与代价是不难想象的。先生曾言,他一生长处不多,唯“刻苦”与“坚韧”敢与任何人比。他一旦踏上了治学之路,便义无反顾。先生以其敏锐的判断力和巨大的理论勇气,触及了一系列重大、复杂的严肃课题,为求真理而奋不顾身。无论任何任何一个问题,他都一丝不苟。为了论证某一命题或阐述某一新见解,经常通宵达旦彻夜不眠,甚至连续熬夜多日。当年在那既无空调又无电扇的陋室里,盛夏伏案写作,汗流浃背,腕肘长满痱子以至于溃烂仍不管不顾奋笔疾书。如今先生虽近七旬,仍每日工作使几个小时,教书育人,笔耕不辍。板桥咏竹诗云“咬定青山不放松”,先生已进入此境也!

  先生常言,一生最敬两种人:一是品行端庄;二是才智横溢;三是不说假话。三者皆备者,乃是完人。但世上完人不常有,如果不可兼得,宁可做德厚才疏的“老实人”,绝不可做缺德之“歪才”。先生授业,历来首重育人,认为品德之养成远重于知识之传授。不管是博士生、硕士生,先生所传第一课必从如何做人开始。对当今社会上出现的弄虚作假、坑蒙拐骗、贪污腐败现象,先生一向深恶痛绝,时常告诫学生:你们将来从事公安、政法工作,难免要接触社会的许多阴暗面,一定要培养能够自觉抵制各种侵蚀的本领,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言者谆谆,闻者肃敬。先生桃李天下,如此育就几多精英!

  先生治学,一生求真,坚持一不唯书、二不唯上、三不迷信权威、四不随波逐流、五不盲目信从、六不说违心话,惟有追求与服从真理。基于这样的理念,他曾使用过“邱臻”、“李秋贞”等一些谐音笔名,表明意在求真,故先生的新著亦命名为《求真集》。对学界极少数人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先生更是极为蔑视,一旦发现,便毫不留情地坚决揭露。先生认为,社会科学是国家重要的“软实力”,只有付出艰辛的劳动,才能创造出足以支持我国与各国竞争的“软实力”,有人不学无术却擅长于欺世盗名,实乃学界败类。为学术打假,先生得罪了一些人,也吃了很多亏,但他矢志不渝。在先生心中,学术的圣坛应该是纯净圣洁之地,绝不能允许抄袭剽窃者玷污。他认为,对弄虚作假、抄袭剽窃者宣战,亦是捍卫真理纯洁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清峻其文

  先生文如其人--人有劲节,文有风骨。先生踏上治学之路,先后涉足哲学、政治学、法理、法律史学、宪法学等领域,最后专攻刑事证据学和刑事诉讼法学。深厚的学养与积年的沉淀,再加上人生的磨砺,为先生的行文锻造了风与骨、魂与魄。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先生的文风,最合适的莫过于刘勰在《文心雕龙oo风骨篇》中提出的“风清骨峻”。“风清”意指文意鲜明爽朗,“骨峻”则指语言精要劲健。两者均是先生的追求,并且一以贯之。

  先生尝言,他做研究、写文章有个基本的出发点,那就是一定要有感而发、有的放矢,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而不可矫揉造作、空话连篇。他在《中国当代刑与法》(第三本个人论文集)一书自序中,曾提及他进行理论研究恪守的三条原则:(一)探索新领域和新问题,论及他人还没有讲述过的新观点或新见解;(二)发现别人讲错了的问题,尽可能予以补正;(三)对于别人已经讲过,但似乎讲得不清楚、不准确或不通俗的问题,作进一步的发挥,力求使其深入、透辟或者尽量表述得完整准确、通俗易懂。对于好文章,先生提出“五度”的高标准,即:要有高度、深度、广度、厚度、力度,“五度”皆备,才能算得上一篇好文章。观乎先生撰250余篇论文,他对这些原则与标准可谓恪守不逾。

  先生治学,提倡联系实际,反对故弄玄虚。在他看来,研究法学,特别是诉讼法学,必须面对现实,密切关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在20余年来,先生曾主持过三项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课题--《刑事证据的理论与实践》、《毒品犯罪的发展趋势与遏制对策》、《毒品犯罪证据研究》。无论从事任何一个课题的研究,先生都是首先带领课题组进行大量的实地调查,广泛收集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和疑难问题,而后再进行理论思考,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或思路。

  近些年来,我国的法学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可喜局面,介绍西方国家法学成果的译著也大量涌现,这对促进我国的法学研究无疑是一件好事。美中不足的是,有少数学者不屑于了解中国的国情,不愿意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一味称颂西方,言必称英美,甚至连行文遣句都摹仿倒装句之类的洋腔洋调,对于此类现象,先生历来不以为然。他始终认为,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国情、民俗都有很大不同,生搬硬套西方的那一套,只会造成南桔北枳的效果。更何况,面对新的社会形势与新型犯罪的激增,西方法律制度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人家曾经走过的弯路,如果我们再去重蹈覆辙,岂不自讨苦吃?因而,他认为:引进与借鉴是必不可少的,但崇拜洋人和全盘西化的主张与态度却不足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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