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在同一天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发表在2008年7月17日《南方周末》的《贺卫方辞别北大》，另一篇是《中外文摘》2008年第11期转载的《钱端升：天真的代价》，颇多的感慨让我不知从何说起。想了想，干脆就把两篇文章中的“精髓”部分摘抄如下，也免去了我的劳神之苦，如果两文的作者指责我抄袭，我就老实认罚罢了。
钱端升,上海人,1900年出生,24岁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25岁做了清华大学的教授。在国民政府时期,钱端升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与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一起,成为“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新中国建立后,他又任过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和许多届的政协委员。
国民政府时期,钱端升经常发表政论文章,批评时政,针眨时弊。蒋介石虽然很害怕他开口质询,却很重视他的才华,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想让他做官。但钱先生还是想回学校教书。《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有一封钱先生致胡适的信,说他和陈布雷见蒋介石的情况。钱先生告诉蒋介石他将回北大继周炳琳之后做法学院院长。
陈夏红在《铁骨钱端升》一文中曾说：“如果光看钱端升1949年之前的人生经历,那么钱端升在我眼中一直是一个铁骨铮铮的勇士的形象。这位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始终秉持学者的天职,及时而又勇敢地发出独立的声音,不管他面对的是笑脸还是冰冷的枪口。”
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钱端升都服务于西南联大。……抗战后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专程到昆明西南联大来。由当时地下党和民青发起,写了一封致华莱士的英文公开信,揭露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统治,要求民主和自由。这封信贴在联大校门内的民主墙上,负责接待华莱士的钱端升等先生,陪着他立在那里看这张大字报。
国共内战爆发后,昆明四高校的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大草坪上举行时事晚会。那天钱先生演讲的题目是“对目前中国政治的认识”。钱先生满腔悲愤,激昂慷慨,大声疾呼：“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会场上掌声雷动。不意这时突然一声枪响。随后枪声大作。原来云南警备司令部第五军的官兵,早已包围了学校。他们躲在校园周围的土坟头后面,对空放枪。……群众本来站立听讲,会议主持害怕流弹伤人,就要求大家席地而坐。这时正站在台上演讲的钱端升教授,表现出大义凛然,不畏强暴的崇高气节,他不顾劝阻,仍然神色自若地站在土台上高声演讲……。
应该说,面对国民政府的专制统治,钱端升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骨气和勇气,从未退缩过。
1949年以后,这位曾大量发表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的各种专论,对国家未来有一套完整设想的政治学家,不再像往年一样独立思考,敢想敢说了。
费正清在他的回忆录中,对1972年访华时见到钱端升的情形是这么说的：“……钱端升自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以来,一直被排斥于社会生活之外。实际上,他就被安排就座于餐桌的角落里,尽可能地远离主人。我几乎料想宴会供给他的只是几根狗骨头罢了。......当他们来到我们房间时,我们都为旧友重逢而感到兴奋激动。但他们对个人的遭遇却只字不提。他加强语气强调说,‘中国将在今后5000年内遵循马克思主义 !”
一个政治学的教授,竟说出那样的套话,着实让人唏嘘。
对钱端升来说,不得不向权贵认错、忏悔、甚至自我否定,是一种痛苦,但整日无所事事对他也是种折磨。1949年以前,钱端升是很能写文章的,书也是一本一本地出。他在哈佛做客座教授时用英文写的一部《中国的政府与政治》巨著,到中美关系解冻时,已经成了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的教科书,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本书还在再版。但是他的后半生,却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东西。
许章润在文章中曾提及这样一段他亲身经历的细：“一位中国政法大学的退休‘司机 曾当众兴奋地说过：‘罗典荣?钱端升?哼,他妈的,那时我们想骂就骂!想打就打! ”
在《政治学家的天真》一文中,汪子嵩写道：“”从现实政治角度看,他的许多见解不免天真,但从高瞻远瞩的政治科学的角度看,我想,钱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一项很有精神价值的财富”。“其实这正是钱先生作为政治学家的价值所在,他要是不‘天真’,就是政治家,而不是政治学家了。政治家是讲现实的,而政治学家则必须‘天真 ,不然谁给我们许多理想呢?”(谢泳《寂寞钱端升》)
钱端升为他的天真付出了代价。
还有两个细节同样令人深思。上世纪80年代,已是耄耋老人的钱端升了却了两个心愿一是他在81岁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二是他分两次把自己劫后的手稿和藏书捐献给了北京大学。第一个细节好理解,但捐书给北大,这种肥水流入外人田的举动就有些匪夷所思了,钱端升毕竟是政法学院的首任院长啊。
对于这个问题,许章润在《所戒者何一一钱端升的宪政研究与人生历程》中,给了我们这样的答案：“终其后半生,‘钱老 似乎均不认同自己的‘政法学院 这一段人生,可见一个非学术性的培训l|‘枪杆子刀把子 的机构,终不能成为书生托命的真正家园。”
48岁，本命年的贺卫方，在这一年做出决定：离开北大，告别京城。
这些天，他在发愁如何把那么多书从北京搬到南方。他要去的是钱塘江畔的浙大。
13年，北大教授贺卫方，在中国变成了一道符号。在学界，他被视为司法改革坚定的鼓吹者；在实务界和舆论界，他被看作宪政、民主、法治思想的布道者；当然在另一些人眼中，他是一个“有些异端色彩”的多事者。
十年间，他不断言说的一些思想渐渐演变为现实。他抨击“复转军人进法院”。几年后的统一司法考试给了他积极的回应；他曾建议司法人员脱掉专政色彩的制服，后来法官果然穿上了法袍。
“从1998年发表复转军人进法院开始，一直到2004年前后，我都是比较乐观的，觉得可以用自己的知识来改造这个社会。”贺卫方好像在回忆很久远的一件事。
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在法学界，我算是演讲最多的之一吧。”
他的一位朋友甚至为他感到遗憾——如果老贺生在美国，电视竞选一定大获全胜。
贺的支持者却说，中国不缺书斋学者，最缺的是像老贺一样关怀现实的行动者。
“这些年自己比较外在化，显山露水，难以静心。也许我应该找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能够为自己的一些政治或宪政论证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于是，他做出了离开北京这个似乎要与过去决裂的决定。
1998年，因不满职称评定，贺卫方决定离开北大。北大校园因此留下一段众生挽留的传奇佳话。“先生若有八分的离意，我们将尽十分的努力；先生若有十分的离意，我们将尽万分的努力，目的唯有一个：先生，请留下！”
那一年，38岁的贺卫方没有走。
十年过去。
这一次贺卫方走得坚决，这是他对政治沙场的平静退让，更是对生命价值的重新掂量。“你需要有一种非常美好的生命感受，跟朋友的爽朗交往，放眼青山绿水的那种喜悦，读一本老书给你带来的快乐等等。其实人不完全是为了改造这个社会而存在的。”说这些话的时候，决心回归学术的贺卫方语态中还有一种壮士暮年的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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