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印在大雪天才留下　[www.dffy.com]

　　说来也怪，在人们的印象里，这座内地南方的小城已十多年不知雪的模样了。可就在那年他出院的第一个春天，竟然一连三天大雪不停。
　　母亲看看天和地上不断加厚的雪，小心地对他说，要不，今天就不要去了。他对母亲说，还是要去。
　　今天是他上班两个月零六天的日子。六十六天他在上班路上几乎把牙都要咬碎，那么多的苦他都硬是把咽在了肚里。更何况昨天单位的黑板上写了今天要开会。
　　六点过一刻他推开大门，母亲远远地望着他，没再说什么。没事的，我会慢慢地走，他对母亲又好像是对自己说。
　　从家里到单位，要过清溪路，转国大花马街，再过黑龙潭公园的后门，才到那再也熟悉不过的单位的大门。
　　清溪路还是在他得病之前就开始修了，修修又停停，已是好长时间了。路面坑坑洼洼，雪已经在低洼的地方堆起一脚多厚，一脚下去会让他一下子踩空，身子重重地向一边倒去，有几次他险些就要跌倒，好在他非常小心，慢慢地一步步向前挪。车子很少，偶尔才有一辆，不紧不慢地从身边滑过。
　　出门时他特意带上了爷爷用过的那根拐杖，在雪厚的地方，他先试着用拐杖探探，再一步一步地向前。
　　他多少还有些庆幸，要是这段路修好了，一来车会多起来，二来雪下在上面路会滑起来。爷爷的拐杖继续引导着他一步一挪地向前。身后是一串串深深浅浅的脚印。
　　再转过大转盘，前面就是花马国。雪依然没有丝毫想住意思，雪花就在他眼前左左右右晃动，有那么些竟沾在眼睑上不想离去。同样的，他也是十多年没有见过下雪了。悠悠杨杨的雪花和白茫茫的世界没有梦幻般久违了的激动，反倒是让他实实在在感觉到脚下的路明显硬了许多，滑了许多。
　　要是在两年前，有这样的雪天，他的心情一定不会比考处级干部那时差。想想今天已不是昨天，两年前的昨天已同正在下雪今天他完全就是两样，一个是在天上，一个是在地下。出门时他不要母亲跟着，母亲知道他的倔劲，但雪天，母亲还是不放心，叫他打一辆车，他嘴应着说好，可他心里还没有想过。家里的钱一天比一天紧了，能省一人就算一个，更主要的是能走就要尽量走。
　　记得最后一次上省城医院，是一个天气极好的日子。可医生再次对他检查了一番，医生说药物已经没有效果了。那时他的心情比现在还糟了。身体才恢复到勉强能说话，勉强能走路，丢掉拐杖一偏一倒能走上十多步，上下自家的楼梯还得要妻子扶着。出省附属二医院大门时，他一屁股就坐到马路边的绿化道上，眼前明晃晃的天又一下黑了，满希望再来省里看一下，能恢复过一大半。我还不能自由说话，自在走路，但现在……看着人行道上来来往往的人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像他们一样行走正常。
　　七点过了，三三两两的背书包的小朋友抓起地上的雪，欢天喜地你打我一下，我还你一下从他身边跑过去了。他心情多少有点好起来了。即便是他躲避孩子们打过的雪球，又一次跌倒，他也骂这倒霉的天气。慢慢地爬起来，拍掉全身的雪，又慢慢地向前。
　　再往前走几步，就到花马国的中段，在他想在每天早上歇脚的木椅上歇歇。木椅上堆有十多公分的积雪。扫掉了雪他坐下，真有些累了。
　　人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命运常常在微笑处转弯。昨天还是大晴天，说不定今天就是一场大雪。在别人眼里他是命运特别垂亲他的人。小时候他母亲能干，别人家的孩子放了学就去放牛，假期一到就上山砍柴，他给人的印象就是在同龄人砍柴回来的时候他穿戴整齐出现了。初中高中就跨入大学的校门。大学期间处了个本市女朋友，在一个班同学毕业时全都回到县里，大多数还又上了山的时候就留在本市的防疫部门。
　　对他来说运气挡不住的就是市里第一次组织处级干部考试的时候。那年他三十六岁。报考的条件他刚好达到，他没真想要考一个处级的"官"，几百人去挤一座独木桥，他想他不会有那么好的运气。是他的朋友硬把他的标准像塞进了报名册中。在没有多少准备的前提下走进了考场。没想到笔试关过了，面试关过了，政审关也过了。最后身体体验他是最好的。
　　那个他出生的山村，多少年来没有了波澜，他考上市里的"官"一下子在村里炸开了。村子里可是从本都没有出一个这么大的官，在乡亲眼里，他是最有出息的人。那段时间让他最得意的是他母亲从早到晚桃花般的笑容。
　　可一场厄运就像一道黑墙硬生生地挡在他的面前，让他怎么也跨不过去。
　　过完三十九岁的生日的第二天，早上他还在老飞机场上学开小车，下午四点左右，他开始时感觉头有点疼，随后疼痛越来越加剧，到满头大汗的时候，他拨了120电话。从那时起命运就开始对他进行严厉的考验了。
　　一到医院，上了CT，医生说不用担心，送来得及时，只是脑血栓，溶溶血就没有事了。第二天一大早，一大群医生又进行了会诊，结论还是一个就是脑血栓。按单子下药，到了下午，说话开始困难，后半夜小腿有些木了。第三天照旧的药水仍然流进他的体内。症状不见减退，呼吸困难，不能说话，半边身子不会动。医生进进出出神色越来越凝重。他妻子也是学医的，见他这时连话都说不出，深感他的病升级了。医生征求他妻子的意见，要切开喉咙插氧了。
　　那天残阳从西边窗斜进来，血红血红的，整个病房的空气快要自息了。
　　"看这样子还是转院吧"，一线像救命一样若有若无的声音坚定了他妻子的决心。可接下来的事并不是想象的那般简单。坐车到省城，谁都够保证五百多公里的颠簸，不出什么意外。可谁能做到呢？
　　只有坐飞机一条路。下午朋友们都去帮他联系，可跑遍了所有的售票点，回答都是一样的，三天后的机票都没有了。
　　难道他的好运就到此划上句号了。朋友和单位的领导同志都不甘心，又向省航空公司求援，省里说由小飞机换成大飞机，但要看省里其它航班的情况，叫十一点听消息。
　　病房里他几乎没有多少动静，只有液体一滴一滴从掉瓶往下掉，时间就像停止了，她妻子心急如焚。他今晚能不能挺过去。
　　十一点后省里回信了，说让他准备得了，明天上午九点三十分班机。一颗悬着的心落下了。
　　没过半个小时省里又来电话，要换的那架飞机由于机械的原因不能执行飞行任务了。他妻子绝望了。人说他的命素来都好，可关键的时候就反倒不如别人。他只能认命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病床上他右手偶尔动一下。大约是午夜二点过后，省里再一次来电话了，航空公司再一次调整了班机，明天中午十二点让他家作好准备。
　　他的命又有希望了。明天让医院出一个证明，他就能到省城了。
　　谁都没有想到，第二天的一个坎差点又让过不去。到医院去说，医院态度非常明朗，证明不能开，开了如出意外要负法律责任。
　　家属去求，不行，单位领导去说，也不行。离飞机起飞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了，妻子明显地感觉到，他的气息越来越弱了，病房里谁也不说话，眼看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在他一路顺利的世界里。他妻子几次忍不住到门外，大滴大滴的眼泪无声地落到医院冰凉凉的地板上。
　　又一个小时过去，他气息更弱了。又去找了院方，仍然是原来的态度。还是最后还是市里的领导发话，他家写了出了意外不需要医院承担任何责任的保证书后，才勉强开具了证明。
　　第四天中午十二点，他被人从绿色通道抬上了飞机。到了省城，他的病被诊断为脑干脑炎。药水下去，才把他从死神的身边一天一天的拉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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