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是如何思考的——电影《PRIMINAL FEAR》观后　[www.dffy.com]

　　当我们阅读有关美国法学院如何教授法律的材料时，总是能看到这样的字样：教学生“像律师一样思考”。那么，律师到底怎样思考，或者律师的思维方式到底是怎样的？——此处的律师当然是指美国的律师。或许，我们可以从理查德·吉尔主演的《PRIMINAL FEAR》中获得一点启示。

　　电影的开场白极其独特。黑暗中，主角马蒂·维尔告诉采访他的记者说：在法学院的第一天，教授说过，如果你老妈说她爱你，不要轻易相信；想讨回公道，就去妓院；如果你想被人干，那就去法院。中国的法学院教授是不可能用这样的字样向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这样的字眼过于粗俗，尽管更加接近生活因而更加容易理解。笔者猜测，教授的意思决不是要让自己的学生去怀疑母爱，而是告诉自己的学生，永远不要轻易地落入别人所主张的逻辑思维中，不能跟着别人的思维去思维，必须要有自己的主张；特别是在法庭上，似乎每个人说的都是真话，每个人都是无辜的，但是，事实“真相”总是只有一个；如果自己轻易地就被他人的话语感动就会轻易落入对方的圈套，在法庭上败诉就是无可避免的。这样的人，不适合做律师。在妓院中，就是纯粹的交易，当然很公道；而在其他的场合要想得到公道，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教授眼中的法庭，实际上就是将军眼中的战场，或者就是教练眼中的竞技场。此处的“干”当然不是妓院中的那种，不仅仅是“被人干”，如果想“干人”，都可以去法院；在那里，凭借的唇枪舌剑、凭借的是智慧和技巧，稍有闪失，就会被人“干掉”。

　　“就算你的委托人有罪，司法制度才不管，我也不在乎；不管怎样，每个被告都有权得到最好的辩护。”马蒂·维尔继续告白。什么样的辩护才是最好的辩护，马蒂·维尔实际想告诉记者，如果不知道或者想知道，那么就以他的辩护为样板就可以了。他的辩护就是最好的辩护。在马蒂的“最好的辩护”中，有一个关键的构成性要素：真相。在记者看来，真相只有一种，不会有不同的真相。而在马蒂看来，真相有很多种，而真正的真相不是别的，就是他为陪审团构造的事实，即“虚构的真相”（illusion truth）。这样一个似是而非、自相矛盾的概念，在法学院的学生，哪怕是中国法学院的学生看来，这都是一个很好理解的术语。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区分，不是人类理性建构的结果，而恰恰反映了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罪犯的犯罪行为以及犯罪结果都是客观事实，但是，一旦犯罪行为完成，基于时间的单向性，人们便无法回到过去“亲历”犯罪的经过。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是通过证据“构造”出来的犯罪事实。

　　影片开头这几句对白虽然很简短，但却值得细细品味，这段对白实际上是整个电影展开过程中的主线。下面，我们就看看马蒂·维尔是如何“构造真相”的。影片提供给观众的，是一个变态狂被另一个变态狂谋杀的案件。被害人是当地一位受人尊重的大主教，被杀后又被砍70余刀、剜去双眼、生殖器也被破坏。这种案件，中国古代是十恶不赦之罪，在现代美国，也是重罪。检察官起诉的是“一级谋杀”，如果罪名成立，则要判死刑。马蒂面对这样的起诉，他采取的是何种策略呢？

　　犯罪嫌疑人艾伦·史丹勒给人的最初印象是一个腼腆的、吐字不清的年轻人，很难让人把他与杀人恶魔联系在一起。在对艾伦询问中，马蒂就形成了自己的辩论策略——第三人在场理论，也就是说，他要为法官和陪审团构造以为并不存在的第三人，用这个虚构的第三人为艾伦开罪。因为，艾伦反复强调，自己虽然在犯罪现场，但是自己当时失去了知觉，而且他看到了一个影子，而马蒂助手的初次调查又加强了马蒂的信心，因为还有另外一位辅祭，他在案发后也失踪了。问题的关键在于，警方和检方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嫌疑人的犯罪动机，而没有犯罪动机，就不能证明嫌疑人有罪。马蒂要求艾伦保持沉默——无论是面对警察、记者，还是在法庭上面对法官——这是他的权利，“米兰达规则”赋予他的权利。这就使控方很难从艾伦身上得到什么线索。但是，犯罪人留下了一条线索，他在被害人身上刻下了一个代码。这是一本书的代码，而马蒂的助手们却没有通过这个代码找到那本书，这本书被警方找到了。在这本《红字》中，犯罪人透露了自己的犯罪动机。“没有人可以长期的以虚假的面目面对世人而不被众人发现。”虽然马蒂没有被他的对手击倒，但是在随后的调查中，他们发现了真正的犯罪动机的证据：一个录像带。这个录像带充分证明了艾伦就是凶手，当马蒂向艾伦提及录像带时，受到刺激的艾伦自己承认了犯罪事实。

　　第三人不在场，马蒂的辩论策略失败了，但是，案件并没有失败。正如前所述，证据在不同的人看来，会有不同的作用。在警方手里，可能是犯罪动机的证据，但是，在辩方眼中，则是被告争取陪审团同情的有力武器，因为这个带子表明，被告受到了主教的虐待，从而证明主教是个衣冠禽兽之徒。艾伦的行为仿佛成了为社会除害、为自己主持正义。在询问艾伦的过程中，艾伦突然之间就像换了一个人，由懦弱的辅祭变成了暴躁的狂徒。马蒂确信，艾伦是个双重人格的精神病患者，但是，他不能改变辩护策略，因为改变辩护策略即意味着败诉。于是，马蒂利用女检察官与其上司的矛盾，把这个录像带通过检察官之手呈上法庭；又利用女检察官的言辞来刺激艾伦当庭发作，而精神病人是不负刑事责任的，即使在中国也是如此。马蒂胜诉了，他像是狡猾的狐狸，克服了自己的难题，完成了自己的完美的“真相构造”，但是却把检察官送入了地狱——检察官失业了。

　　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像律师一样思考”的一个版本，胜诉是律师构造真相，构造法律事实的唯一的原则。但是，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美国人眼中，这是律师的唯一目的么？这是美国司法制度的缺陷么？假如马蒂错了，那么正义何在？这是值得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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